原文：
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飞扬也。足少阳根于窍阴，溜于丘墟，注于阳辅，入于天容、光明也。足阳明根于厉兑，溜于冲阳，注于下陵，入于人迎、丰隆也。手太阳根于少泽，溜于阳谷，注于少海，入于天窗、支正也。手少阳根于关冲，溜于阳池，注于支沟，入于天牖、外关也。手阳明根于商阳，溜于合谷，注于阳溪，入于扶突、偏历也。此所谓十二经者，盛络皆当取之。
说解：
这一大段话，其实是对少阴病治疗的补充说明，其中不但明确指示出“有结者皆取之”的具体位置，还含有为什么要选取这个位置的理论解释，故以“此所谓十二经者，盛络皆当取之”作为最后的结论。很显然，“盛络皆当取之”这个结论与“有结者皆取之”这种治法，完全是同一个意思，只不过经过这番解释，更加肯定了这种治法。由此可见，《根结》作者之所以把少阴病与厥阴病的正常顺序做了前后颠倒，就是为了把这段话与少阴病紧密衔接起来，以保证叙述的连贯。
然而《根结》作者对其它五经的治疗都是非常简单的一语概括之，唯独把少阴病的治疗作为特例而详加论述，其中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少阴病乃临床最常见的危重疾病，亦即当时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由此看来，古代社会的患病状况与现代社会也差不多，盖古代的少阴病即现代之心脏病也），所以需要高度关注，重点探讨。于是我们看到，关于少阴病（脉搏结代）的严重后果，作者在后文还有一个详细说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考虑到前面的“根结”理论有些不妥，需要做一番修改和调整。于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一大段话中描述的经脉“根结”（根、溜、注、入），与前面论述的三阴三阳的“根结”，确实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
正如前文所言，与“有结者皆取之”雷同的治疗观亦见于《刺节真邪》：“一经上实下虚而不通者，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令之不通，视而写之，此所谓解结也”。很显然，这个观点的核心就是把“刺络”（刺泻血络）当成了“解结”的唯一手段，故与《根结》作者关于少阴病“脉有所结而不通”的病理观念和治疗原则完全一致。然而这里需要提起注意的是，他的病机解释是“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令之不通”，也就是由于外在的络脉淤塞不通，才导致了内在的经脉堵塞不通，此所以“视而写之”就可以“解结”。但是这种解释虽然貌似说得过去，其实却经不起仔细推敲。因为，所谓“一经上实下虚而不通者”，已经明确肯定了这是内在的经脉不通，那就必然是经脉内部发生了堵塞，而单纯刺泻外在的络脉，怎么可能疏通经脉内部的堵塞呢？
另外，我们务必牢记一个事实，《黄帝内经》的创作其实是从《小针》（也就是后来的《九针十二原》）开始的，而《根结》作者作为针医创始人（请注意，这段话里又出现了一个标志性名词——下陵，而前文曾经有过论证，这个特殊的腧穴名称其实是针医创始人的特色口头语，故由此也可以证明，《九针十二原》、《本输》、《根结》作者都是同一个人），当然是《黄帝内经》的第一位作者，因此，必然是《根结》写作在前，《刺节真邪》写作在后，所以《根结》作者不可能抄袭、沿用《刺节真邪》的解释，那么他如果说“盛络皆当取之”，肯定是根据他自己的道理，而《刺节真邪》作者最多只能遵从、沿袭《根结》的道理去解释、去操作。
还有，《根结》作者既然把“根结”作为文章的标题和论点，他就得对什么是“根”、什么是“结”负责到底。如果文章前半段的“结”是树木的花蕾果实的意思，故用来代表经脉的最后终结点，而在文章的后半段，“结”又变成了血脉堵塞不通的意思，那么，如果有人提问：你说的“结”到底是指什么？他就无言以对了。虽然现代人都知道一词可以多义，但是古人未必认可这种说法，尤其对《根结》作者来说，他必须保持“结”这个概念的逻辑一贯性。
于是我们看到，《根结》作者在这里不惮辞费，又给我们描绘出了一个新颖奇特的根结模型。实际上，这一大段话的最大特点或者真正亮点在于：一条经脉可以同时有两个“结”，而另一个“结”其实就是“络”。于是我们看到，六条阳经脉都有两个最后“入于”点，而且这两个点的距离相隔很远，几乎就是这条经脉的两端：一个在头颈部，那正是经脉之“结”穴；另一个在四肢下部，那正是经脉之“络”穴。很显然，这种描述本身就是在强烈地暗示：“络”穴和“结”穴都是经脉的最后终结点，因此络穴也是结穴，故刺络就是刺结，于是“刺络”就是“解结”，那么当然可以治疗“脉有所结而不通”的少阴病——似乎有一种玩概念游戏的感觉。
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一条经脉可以有一上一下两个“结”穴（两个“入于”点），而另一个“结”穴其实就是四肢下部的“络”穴呢？我想，《根结》作者既然这么说，肯定有充分的考虑和明确的目的，试着分析如下，：
我们已经知道，按照《根结》作者创立的三阴三阳经脉生理学，脉气在人体的循环顺序是先三阳、后三阴，故三条阴经的脉气只能来源于三条阳经。然而三阳经脉的脉气又是分别从眼睛、耳朵、喉咙之中发生出来的，故人体阴阳脉气的总发源地，也就是“根”，其实是在头颈部。因此，《根结》前文中所谓的太阳之结其实是太阳之根，所谓的阳明之结其实是阳明之根，所谓的少阳之结其实是少阳之根。
但是如果以这种思维来看待脉气的“根结”，那么三阳经脉的走向必然呈现为本末倒置的形式，不再是从足至头，而是从头至足。因此，这其实是一种关于脉气发源点的新观念，明显不同于《本输》篇所讲述的经脉起源。
例如“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飞扬”这一句：
如果按照树木生长的方式推测脉气之源，则最下面的足就是经脉之根，那就完全可以认为“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注意：这里的“入于”是阳经的阳气最后注入到阴经与之相合的意思，所以“入于”点就是该经脉在体表的终结点。
但是如果把“神明之府”（大脑中央）作为脉气之发源点，那就可以认为足太阳经脉起始于天柱穴（或睛明穴），沿循着脊背直下尻臀，最后“入于飞扬”，即通过足太阳的络穴注入到足少阴的经脉之中，于是足胫部的飞扬穴就成为足太阳经脉之“结”了。
由此可见，《根结》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是综合了关于脉气发源的两种观念。所以，足太阳经脉的两个“入于”之穴，理论上都可以认为是经脉之结，故具有等同的生理病理意义。
我们知道，《经脉》篇所谓的“别络”，正是阴阳经脉直接联系其匹偶经脉的径路，即“离合出入”的通道，那么对于三阴三阳这个循环体系而言，三阳之“络”就相当于三阴经脉的唯一进气口。
因此，某一阳经注入本经之“络”的意义，其实就是为其匹偶的阴经灌注阳气，于是三阴经脉的脉气来源问题才得以解决。只不过，阳气一旦注入到阴经，就不能再叫“阳气”，只能改称“阴气”。也就是说，在三阴三阳理论，三阴经脉中的阴气和三阳经脉中的阳气，只有循行路线的差异，而本质上却是同一种东西——发源于“神明之府”的神气。
于是我们才可以理解这段话所蕴含的深刻意义，那其实是《根结》作者以委婉的方式对传统的经脉走向（即《阴阳十一脉灸经》所确定的经脉走向）予以否定。
虽然人只以两足著地，但是由于人属于哺乳动物类，而其它的哺乳动物都以四足著地，所以最初发明经脉的古人，很自然地把四肢末端的手指和足趾作为经脉的起源点，就好像所有的植物都必然植根于地下才能生长，此乃不言而喻的真理。所以，当初一日，经脉的源点都在最下端，其走向都必须从下往上，故头颈部的腧穴只能是“结”。
然而按照《根结》作者最新研究成果，实际上，四肢末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脉气、神气、血气发生出来，大脑中央才是真正的神气之源，也是阴阳二气合二为一，或者一分为二的“总阴阳”所在，所以人体脉气的主根在大脑，而须根散在于颈项之间。也就是说，如果硬拿一棵大树来做比喻，那么真正的经脉根结其实是本末倒置的。
然而本末倒置的经脉走向就如同冠履倒置一样不可思议，注定为绝大多数人所耻笑，因为它与传统的自然观和思维习惯正相悖逆，很难为人所接受，所以《根结》作者只能采取婉转的表述方式，在承认手足末梢为根的同时，又给每一条阳经配置两个“入于”点。因此，实际上，《根结》作者的苦心，只在于揭示出一个现代人看起来非常普通也非常简单的生理常识，即：神气只能发源于头部。
正是由于阳经的络穴是阴经脉气的注入点，所以一旦三阴经脉出现了堵塞（按：少阴病的“脉有所结而不通”其实就是指阴性脉管发生了堵塞），人体的脉气就会大量滞留在阳经的络穴及其四周，并因长期滞留而导致络脉的郁结。就好像一条马路，前边塞车，后边必然堵住一大串。所以，络穴以及络穴附近的皮肤表面（即四肢膝肘以下踝腕以上部位），就成为人体血络和血脉最为集中的所在。
其实反过来看也是这样，如果把阴经的络穴看成是阳经脉气的注入点（《经脉》篇的“别络”，就是阴阳经脉交相贯通的灌注点），那么一旦三阳经脉出现了堵塞，人体的脉气就会大量滞留在阴经的络穴及其四周，并因长期滞留而导致阴经络脉的郁结，于是成为血络和血脉最为集中的所在。
因此，最后一句“此所谓十二经者，盛络皆当取之”，即是明确指出，无论阴经阳经，其络穴的临床意义，就在于络穴及其四周乃血络、血脉的好发部位，所以亦正是疏通经脉堵塞的关键部位，而欲“有结者皆取之”，就需要在这个部位仔细搜索。正如《经脉》所云：“凡此十五络者，实则必见，虚则必下，视之不见，求之上下，人经不同，络脉异所别也”。
由此可见，这一大段话费尽周折，就是为了提出一个本末倒置的经脉根结理论，而其最终目的，则在于解释少阴病“脉有所结而不通”的针刺治疗为什么是四肢膝肘以下的络脉：正因为“络”穴本来是真正的经脉之“结”，故刺络就可以解经脉之“结”——于是该作者终于把握住了“结”的逻辑一贯。
原文：
一日一夜五十营，以营五脏之精，不应数者，名曰狂生。所谓五十营者，五脏皆受气。持其脉口，数其至也，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四十动一代者，一脏无气，三十动一代者，二脏无气，二十动一代者，三脏无气，十动一代者，四脏无气，不满十动一代者，五脏无气，予之短期，要在终始，所谓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以为常也。以知五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数乍踈也。
说解：
这一大段话，主要是讲结代脉（即脉搏间歇）的具体表现以及严重后果，与“脉有所结而不通”的病症正好对应，所以仍然是对少阴病的进一步分析论证。其具体目的在于，明确少阴病后面补充的“不足”二字，其实是指“气不足”，而所谓的“气不足”，其实就是“五脏无气”，属于非常严重的情况，因此对于脉搏频繁结代的病人需要高度重视，另外在针刺治疗的时候，亦不可轻视补法的作用。
《内经》时代没有钟表，脉搏的速率，只能根据呼吸来计数，故以一息五至为正常脉率标准。这其实也就是以医生的呼吸频率为标准，来测量患者的脉率。正如《素问·平人气象论篇》所云：“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
然而由于没有钟表，古人也无法制定一个呼吸速率的标准。不过，由于呼吸鼓动脉搏，而脉搏推动血流，所以呼吸和脉搏是绑定在一起的，因此按《平人气象论》的说法，古代的医生只能根据自己的脉搏跳五十次作为患者十个呼吸周期的测量标准。
《灵枢·五十营》：“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气行六寸，十息气行六尺……”，这个脉率与呼吸频率的正常标准，虽然与《平人气象论》的“呼吸定息，脉五动”略有差异，但精神实质显然是一致的。故《根结》所谓“一日一夜五十营”，即是说正常人的标准呼吸频率，如果按脉率推算，则一昼夜应该有一万三千五百息，于是可以推进血液流动八百一十丈，而这个长度正好折合经脉循环的五十个周期。
“狂”的本义是狂犬，《说文》：“狂，狾犬也”，“狾，狂犬也”。“生”的本义是进一步加重，故“狂生”实际上是指被狂犬咬伤以后，经过数日潜伏期，其创口还没痊愈，突然又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全身症状，实即狂犬病之正式发作也。所谓“不应数者名曰狂生”，其实是首先申明一下，脉率异常所造成的严重疾病，并不都是速率减慢，还包括速率增快的一类，而脉搏速率明显加快并大大超过正常标准的，在古代最常见于狂犬病之发作。因为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一旦发作，必死无疑，此所以被《根结》作者作为脉率增快的典型病症。《平人气象论》：“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正是指此类疾病。这里还需要附带说明，“狂生”（狂犬病发作）这种病在古代针医属于阳明病，不属于少阴病，这里只是作为脉率异常的一个特例，以与少阴病特有的迟涩结代相互对照。
《说文》：“代，更也”，即权力更替。在古代，凡权力变更，都是前一任暴毙，后一任尚未全面接管，其间必有一个短暂的权力空挡，故“脉代”即表示脉搏不再保持有规律地连续跳动，而表现为涩缓迟滞，也就是脉律不齐、停顿间歇，亦即后人所谓“结脉”、“代脉”。由于结代脉属于器质性疾病，不可能骤然发生，而只能是一个由迟涩脉逐渐发展为结代脉的缓慢过程，这就是从“五十动而不一代”发展到“不满十动一代”的漫长迁延过程。少阴病一旦发展到“不满十动一代”的地步，由于频繁的间歇和早博，脉搏就会表现为“乍数乍踈”，毫无规律，这就属于非常严重的心律失常，一般来说，医生在这种时候就可以考虑“予之短期”，其实也就是把严重性告诉家属，自己赶紧抽身的意思。
所谓“予之短期，要在终始”，是说“予之短期”乃判断一个人短期之内肯定得死，这种事情本来不好贸然决定。因为一旦预断失误很可能砸了自家饭碗，所以医生绝不可以单纯根据脉搏的“乍数乍踈”来“予之短期”。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这里，《根结》作者郑重推荐：“予之短期，要在终始”，这个意思，就是在《终始》篇的结尾部分，已经明确列出了三阴三阳六经疾病的死亡征兆和对应的死亡时刻表，所以，如果拿着《终始》篇的死亡时刻表和这个脉搏“乍数乍踈”的病人一一对照，然后再“予之短期”，就基本上能够准确无误了。
然而，如果联系本文前面还有一句“九针之玄，要在终始”，一篇文章中居然两次提到“要在终始”，而且完全是推崇、赞美的语气，这就已经充分暴露了，《终始》篇其实也是《根结》作者所作。因为，身为针医创始人、针医学派的头号领袖，他不可能以特别崇拜的语气赞美和推荐其他人的观点或者著作。
原文：
黄帝曰：逆顺五体者，言人骨节之小大，肉之坚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浊，气之滑涩，脉之长短，血之多少，经络之数，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剽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歧伯答曰：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气滑即出疾，其气涩则出迟，气悍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疾。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利也。
说解：
我们都看到了，《根结》作者讨论三阴三阳经脉生理学的时候，并没有邀请黄帝参与，他只是以歧伯的名义一个人演讲，而其演讲的风格和内容，不但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充满了神秘，所以一般人很难看懂。然而开始讨论“逆顺五体”的时候，黄帝突然出现了。于是必须承认，黄帝肯定错过了那一堂最为高档、最为神秘的演讲，而且肯定是歧伯有意为之。这就足以证明，在《黄帝内经》创作之初，歧伯才是真正的主角，而黄帝只是配角。因为，歧伯不怕孤单，他可以甩开黄帝独自发言，而黄帝的出现，只是在配合歧伯的发言。所以，接下来，我们将看到《黄帝内经》最为玩世不恭的一幕：黄帝加入讨论以后，话题就从经脉根结一下子转移到了市侩哲学，而其立意风格，也顿时变得俗不可耐，仿佛突然间变了一个人似的。我以为，这至少是总编辑在极力暗示：“黄帝”这个人的品位很次，和这种人无法探讨高雅的学术，只能探讨低级庸俗的问题。
当《根结》作者用“根结”思维来观察人类社会的时候，他必然会发现：其实人类社会也是由“根结”构成的。用现代的话语，就是有草根阶层，有精英阶层。非常显而易见的是：精英阶层高高在上，有权有势，肯定就是“结”；草根阶层忍辱负重，遭受压迫，肯定就是“根”。然而这种社会结构正好符合本末倒置的“根结”理论，因为，根据《根结》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高高在上的“结”才是唯一重要的主导力量，处于底层和末端的“根”，实则狗屁不是。于是作者又据此得出了新的结论：社会中的精英与草根，由于高低贵贱不同，不但身体素质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还应该享受不同的医疗待遇，故医生在临床之时，必须分而治之。当然，这也可能是黄帝的意思，而歧伯只是附和他，用来阐明自己的“社会根结”理论。
很显然，这一大段话的总体意思就是，对于“布衣匹夫”和“王公大人”这两种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需要采取不同的针刺治疗方法。然而医生治病还要考虑患者的身份地位而区别对待，这就不再属于严谨的学术，而是庸俗的市侩做派。于是我们看到，歧伯与黄帝终于在市侩哲学方面找到了共同语言。
所谓“逆顺五体”，即《寿夭刚柔》中所说的“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其本意是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取决于先天禀赋条件和后天营养条件，并且这两项条件的好坏都能够通过人的体貌特征表现出来，因此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逆顺五体”来判断其身体素质状况乃至预测其穷通寿夭，其实就是后世“骨相学”、“麻衣神相”之滥觞。
实际上，只要稍微留神观察周围的人群，谁都不难明白，在先天禀赋都差不太多的情况下，后天营养实乃维持健康体魄的关键。然而在《内经》时代，后天营养的好坏又主要取决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故《根结》作者一声断喝“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表面上是强调后天营养的差异必然造成人的体质差异，而实质上却是为医生这个貌似高雅的职业从学术化堕落为市侩化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两千年前的人类生活条件肯定都会比较艰难，而王公大人生活条件的优越性，主要也就是体现在吃得饱、穿得暖，还不用劳动。所谓“膏粱”，古代又称“梁肉”，就是粮食和肉食，如果是纯肉食的话，则称之为“血食”。想必古代的诸侯国君概以肉食为主食，而大量地烹调肉食需用铜鼎，所以古代文人又尊称他们为“鼎食之家”、“血食之君”。毫无疑问，以粮食和肉食为主食的人肯定营养充足，因此身体素质普遍的会比较好，一个个挺胸叠肚、红光满面、精力充足、神采奕奕，也就可想而知。因为阳明是后天阳气之本，所以后天营养充足的人，其阳明之气亦必充足。又因为阳明所主之宗气专门负责推动经脉血气的流动，故营养充足的人势必血气流量大，而且流速也快，此便谓之“剽悍滑利”。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形容王公大人差不多个个都属于阳明体质。
布衣匹夫的情况刚好相反，由于生存条件恶劣，肯定是吃不饱、穿不暖，还得终年劳作。所谓“菽藿”，其实就是“吃糠咽菜”的意思。“菽”，豆荚也，概指蔬菜之类；“藿”，豆叶也，概指野菜之类。那么，布衣匹夫的后天营养必然严重不足，其身体素质必然会普遍较差，则个个瘦骨嶙峋、面带菜色，也可想而知。那么由于后天宗气虚弱，故血气流量小而且流速也慢，此便谓之“气涩”。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形容布衣匹夫差不多个个都属于少阴体质。
这段话其实已经清楚表明，《根结》中的歧伯和黄帝，都能够接触到上述两类人群，他们既要给王公大人治病，也要给布衣匹夫治病。但是，如果仔细体会“逆顺五体者……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的语中之义，应该不难看出，这个“黄帝”接触最多的，亦即日常诊治的主要对象，其实就是布衣匹夫，而给王公大人治病的机会却是极少，故而对王公大人的了解不多。那么据此可以推断，《根结》中的歧伯给王公大人治病的机会也不会很多（当然总要比黄帝多一些，否则黄帝不会向他请教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根结》作者充其量也就是个市井郎中，或者只是个浪迹江湖的游医，属于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草根阶层，故缺乏接触精英阶层的客观条件。
由于针医的特长在于毫针治病，而毫针治病又必须以“气至”（即获取针感）为有效，故血气流量大且流速快者其反应也敏捷，则针感亦快而强烈，所以要选用细一些的毫针，而且只须浅刺辄止，也不必留针，即可达到治疗效果。而血气流量小且流速慢的人势必针感迟钝，故需粗一些的毫针，刺得深一些，留针时间长一些，甚且辅以反复地提插捻转等手段，才能促使“气至”。这便是“气滑即出疾，气涩则出迟，气悍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疾”的生理病理学依据。
但是我们务必要知道，上述这一套貌似头头是道的分而治之理论其实是忽悠和狡辩。因为，实际上，针感的迟钝或敏捷与人的营养程度无关，和人的身份地位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作者之所以要坚持按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来采取疾迟浅深不同的针刺方法，显然是出于一种看人下菜碟的势利心态，其真实的意旨仅仅在于，对高贵的上等人务必要细致周到一些，对于低贱的下等人则可以草率马虎一些。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认为《根结》作者所讨论的正是职业针医自身的根结问题，即：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民间医生到底依赖什么谋生的问题。《根结》作者既然非常清楚，不知根结，就将“折关败枢，开合而走，阴阳大失”，所以才需要仔细地辨认人体经脉的根结所在。那么，毫无疑问，做人也存在这个问题，做一个医生也存在这个问题。因此，若要在社会稳定的立足，就需要仔细地辨认这个社会的“根结”所在，因为，无论如何，医学和医术无非是一个谋生的饭碗。
盖《根结》作者所处的西汉时期，其社会性质其实与现代差不太多，都属于权力至上、按权分配的社会。作为精英阶层的王公大人虽然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却掌握着最大量的社会财富，作为草根阶层的布衣匹夫虽然占人口的大多数，却是一贫如洗。因此，整个社会呈现为一个金字塔结构：布衣匹夫处于社会的底层，构成了这个金字塔庞大的根基，是为经济基础；王公大人和血食之君高高在上，构成了这个金字塔辉煌的尖顶，是为上层建筑。
以前有一种说法，经济基础是社会之根，上层建筑是社会之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这只是那些革命家忽悠革命群众的说法。实际上，能够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并决定社会走向的，只能是上层精英，而草根民众无与焉。实际上，谁都非常清楚，掌握草民命运的，并不是草民自身，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王公大人、血食之君。王公大人的一句话，既可以让你飞黄腾达，也可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身为一介草民，只有努力巴结上层，才可能有出头之日。只不过，绝大多数草民出身卑贱，又没有一技之长，根本就没有巴结上层的机会。
针医创始人作为一个优秀的底层民间医生，有一定的技术优势，故相对来说，接触上层人物的机会总要多一点。因此，如果他想改善命运，那就必须充分利用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以求得王公大人们的赏识和认可。那么，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医生抱着明确的谄媚取宠心态，那就必然会对王公大人和布衣匹夫采取截然不同的两种治疗方法。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应该更能清楚地表现出该作者的谄媚心理，他说：“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利也”。
按照该作者前面煞有介事的生理分析，如果“刺布衣者，深以留之”是正确的，那么只有“刺大人者，浅而疾之”，才合乎逻辑，怎么又冒出了个“刺大人者，微以徐之”呢？这种提法，如果从学术角度来看，颇为不伦不类，甚至还自相抵牾。然而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王公大人需要特别殷勤小心的意思。
这个“微”，其实是极其精致美妙的意思。《九针十二原》所谓“微针”，即极其精致美妙的金属针；所谓“刺之微”，即极其精致美妙的针刺技术。这个“徐”，其实是极其柔和缓慢的意思。故“微以徐之”就是刻意强调思想上要高度重视，态度上要体贴入微，手法上要轻柔和缓。实际上，关于给王公大人治病的具体针法，前文中已有“气滑即出疾……气悍则针小而入浅”的明确规定，根本用不着再重复一遍，所以最后强调的只能是服务态度。故作者的本意就是：在给王公大人治病的时候，医生必须毕恭毕敬，卑躬屈膝，低声下气，小心伺候，千万不能有一点草率鲁莽、麻痹大意。
限于当时的钢铁材质问题，以及锻打磨砺技术，古代的针具肯定都是比较粗糙的，故针刺治病难免造成肉体疼痛，而王公大人的耐痛能力普遍较差（文中的“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不是说他们身体素质差，而是形容其耐痛能力普遍较差的意思，盖由娇骄二气也），因此一定要精心细致、徐入缓出，以尽可能减少针刺治疗所造成的痛楚。否则的话，一旦触犯了王公大人的剽悍之气（其实也就是骄横之气），针医的麻烦就大了。然而在给布衣匹夫做针刺治疗的时候，就不必考虑其耐痛能力的强弱，可以随意地提插捻转，而且扎进去以后就不用再管他了，根本用不着小心翼翼。这才是“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利也”的内在含义。
原文：
黄帝曰：形气之逆顺奈何？歧伯曰：形气不足，病气有余，是邪胜也，急泻之。形气有余，病气不足，急补之。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形气有余，病气有余，此谓阴阳俱有余也，急泻其邪，调其虚实。故曰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此之谓也。
说解：
这一大段，是继续对上述分而治之理论再作深入细致的讨论，于是从而又得出一个更为露骨的歧视性结论：对于布衣匹夫患者，不但治疗可以草率，甚至还可以拒绝接诊。
所谓“形气之逆顺”，实乃前文“逆顺五体”的互语，亦即整个体质是好是坏的意思，则“形气”即综合素质也。盖“形”即外在的躯体形骸，“气”即现代常说的“精气神”。
前文曾经谈及，人的体质虽然取决于先天禀赋和后天营养两大因素，但是就一般情况而论，体质好坏主要还是取决于后天营养状况。故凡营养良好的即为“形气有余”，凡营养不良的即为“形气不足”。
比如：以“膏粱”为主食的王公贵族大多营养良好，则膘肥体壮精神抖擞为其形貌特征，所以一看就知道“形气有余”；以“菽藿”为主食的布衣匹夫大多营养不良，则又黑又瘦精神萎顿为其形貌特征，所以一看就知道“形气不足”。
所谓“病气”，则是指症候之气，也就是所患疾病的病理属性。按现今通行的分类法，凡表证、实证、热证即为“病气有余”，凡里证、虚证、寒证则为“病气不足”。
因此：
凡营养良好膘肥体壮精神抖擞的人，身患表、实、热证，即当泻之，这就叫“形气有余，病气有余，此谓阴阳俱有余也，急泻其邪。”
凡营养良好膘肥体壮精神抖擞的人，身患里、虚、寒证，则当补之，这就叫“形气有余，病气不足，急补之。”
凡营养不良又黑又瘦精神萎顿的人，身患表、实、热证，亦当泻之，这就叫“形气不足，病气有余，是邪盛也，急泻之。”
凡营养不良又黑又瘦精神萎顿的人，身患里、虚、寒证，就不必治了，这就叫“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不可刺之。”
这一套细化的分而治之理论，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把所有的疾病分为四大类，而对于其中一类疾病“不可刺之”。须知该作者是针医，而针医除了针刺治病，再没有其它擅长的治法。因此，这个“不可刺之”，实际上就是不可接诊的意思，而此项规定的实质，就是明确宣布，凡营养不良又黑又瘦精神萎顿的人，如果身患里、虚、寒证，即判为不治之症，必须婉言推辞掉。
《邪气脏腑病形》：“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显然也是指的同一类疾病。其所谓“调以甘药”，名义上是以甘甜的药物进行调养，实际上却是拒绝针刺治疗以后的推诿搪塞之词。就相当于现代的医生劝患者家属“不要再打针输液了，他想吃点什么就让他吃点什么吧”，那就说明这个病已经被判为不治之症，只能回家等着了。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治法都不可能包治百病，否则医院就不用设置太平间了。而医生对于不治之症，如果婉言推辞，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更何况，古人所谓针刺补泻，只是调和阴阳二气使之恢复平衡的手段，并没有真的加入什么东西进去，所以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补益作用。一根铁针刺入人体，它不可能增加什么营养，顶大就是起到一定的疏通调和作用。《九针十二原》说的“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营养不良的人原本精气虚弱，今又患气血虚弱之里、虚、寒证，是虚上加虚，几乎只剩下一个形骸，已经不具备疏通调和的物质条件，所以用针刺方法是治不了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以为针刺真的能够补虚泻实而贸然刺之，则必将加重患者的衰竭程度，只能促使其加速死亡，这就叫“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
但是我们务必要知道，这些解释都是搪塞，该作者的本意其实就是一门心思巴结王公大人。于是由此可见，《小针》作者与《小针解》作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把重病缠身的穷苦人拒之于门外。
按照《根结》作者对形气、病气、有余、不足的划分，世上的疾病无非就是四大类，那么所谓“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不可刺之”这样的规定，至少是把全社会四分之一的患者划归为不治之症而拒绝治疗。但是如果考虑到，所谓“形气不足”者，全都是以“菽藿”为主食的布衣匹夫，再考虑到生活条件恶劣的人群其患病率必然要高，如果按布衣匹夫占当时社会人口的80%计，则此项规定至少对50%的患者彻底关闭了医疗的大门，而且这些患者肯定全都是布衣匹夫。但是与此同时，对“形气有余”的王公贵族官宦富豪，则无论其“病气有余”还是“病气不足”，这个大门显然是始终敞开着的。
在《九针十二原》，我们看到，仍然是这位作者，曾义愤填膺地抨击“病入膏肓”、“疾不可为”论，同时慷慨激昂信心满满地表示，世上没有什么病不可以治：“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单单阅读文字，你能相信这是同一个人说的么？作为一个著书立说的文化人，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然而如果你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就会知道，当一个医生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什么病都能治”的时候，他肯定是冲着有利可图的患者说的。那么，如果他又冲着无利可图的患者说“这种病不可刺之”、“回家调以甘药去吧”，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本来，民间医生与布衣匹夫同属于社会底层，应该相互同情。然而现实中的布衣匹夫既然以“菽藿”为主食，也就是连正经饭都吃不上，那么，可想而知，让布衣匹夫支付诊费，根本就不可能。但是职业医生不事生产，必须靠诊费维持生活，而能够向他们支付诊费的，只能是王公贵族以及官宦富豪。也就是说，只有王公大人，才是职业医生的衣食父母。因此，按“顾客是上帝”的经商原则，医生对于王公大人，无论他们所患何病，无论病情轻重，都要主动热情，千方百计地精心治疗，而对于布衣匹夫患者，尤其是那些患有严重疾病的布衣匹夫，则要尽可能地推诿敷衍，甚至冷酷地拒之门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原文：
故曰，刺不知逆顺，真邪相搏，满而补之，则阴阳四溢，肠胃充郭，肝肺内瞋，阴阳相错，虚而泻之，则经脉空虚，血气竭枯，肠胃聂辟，皮肤薄著，毛腠夭膲，予之死期。故曰，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阴与阳，精气乃光，合形与气，使神内藏。故曰，上工平气，中工乱脉，下工绝气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审五脏变化之病，五脉之应，经络之实虚，皮之柔粗，而后取之也。
说解：
以上两段论述，其实是《根结》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行医实践总结出来的“社会根结观”，故作为真传秘籍，连同人体三阴三阳的“经脉根结观”，一股脑传授给自己的嫡系门生。正是由于这种亲密无间的师徒关系（须知古代的师徒、师生关系如父子关系），所以他的表述也相当直白，其本意就是：你们既要认准经脉的“根结”所在，那是行医治病的根本；还要认准社会的“根结”所在，那是为人处事的根本。只要把这两个“根结”牢记心底，一并作为宗旨，必将事业有成，前途无量。因此，《根结》作者讲述的这些话其实是非常真挚诚恳的，他打心眼里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够掌握真才实学，显世扬名，把针医事业做大做强。然而这就必须一门心思以王公大人为倚靠，必须尽可能地排除不必要的干扰、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弟子门生，亲耳聆听授业恩师发自肺腑的谆谆教诲，只能打心眼里感激，而不可能从道德层面予以谴责。
然而毋庸讳言，其关于“社会根结”的观点和行为确实有点过于前恭后倨，明显的有势利小人之嫌，《根结》作者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唯一担心的是，后世不得亲传的徒子徒孙，以及私淑晚辈，不能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反倒因此看扁了自己，所以最后还要装出一幅道貌岸然的姿态，拿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粉饰遮掩，以表明自己的上述观点和行为都是一心学术，采取的措施全是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决定，并非势利小人。
但是装腔作势总是愚蠢可笑的，古今皆然。因为高尚的道德品质不是靠遮掩粉饰建立起来的，而且越是假装高尚越是丑态百出，所以这段解释虽然异常的辞藻绚丽，既充满慷慨凛然之大义，又不乏危言阻吓之深情，甚至完全可以与“今夫五脏之有疾也……”那一段著名演讲并列为《内经》辞赋之冠，然而虚伪的本质毕竟掩盖不住。
这段解释的中心议题当然是接诊问题，而具体对象当然是“形气不足，病气不足”这种不治（不可刺之）之症，故其大概意思是这样：针医接诊的前提是“逆顺”，也就是必须首先审察患者的体质，以确定其是不是具有维持健康的起码条件。如果一个患者从外观上就表现出形急、气衰、骨小、肉脆、皮薄，也就是出现了“逆顺五体”中列举的五逆症，那就标志着体质衰败而血气枯竭，则无论补泻，都属于错误的治疗，只能促使患者死亡。因为，医生的最大能为，无非就是调合阴阳，这就要求患者的身体必须有虚有实，才有调合的可能。然而五逆症患者已经到了“阴阳气俱不足”的程度，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所以一刺便错。因此，作为“上工”（师祖）的我，对于这类疾病也是徒唤奈何、爱莫能助，只能一推了之，更不用说你们这些“中工”（徒子）、“下工”（徒孙），那就更得谨慎小心了。
尽管他的大道理讲得天花乱坠，而且言辞间尽量把自己描绘得德艺双馨，对患者一视同仁，但是最后一句“皮之柔粗”，终于还是彻底暴露了。
“柔”，即柔滑细腻，“粗”，即粗糙枯涩。疾病的严重程度其实与皮肤的柔滑与粗糙无关,本不应该作为医生考虑弃取（是接诊还是推辞掉）的标准。但是皮肤的柔滑和粗糙绝对是身份地位的鲜明特征：凡布衣平民、贩夫走卒，皆含辛茹苦，风餐露宿，不分寒暑，终年劳作，故没有皮肤细腻柔滑的；凡达官贵人、王公贵族，皆出车入辇，锦衣玉食，好逸恶劳，养尊处优，故没有皮肤粗糙枯涩的。所以，审察“皮之柔粗，而后取之”的精神实质，依然是以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决定弃取——归其还是势利小人。
Fayuan-guo：
其实这个说法的来源是《五十营》。其本意是指一日（12小时）人的呼吸是13500次。《内经》编辑者给串改成一日一夜五十营。造了一个大乌龙。
正常人的呼吸频率是每分钟16~20次。每天呼吸23040~28800次，平均每天呼吸25920次。一昼夜呼吸一万三千五百次的说法是《内经》中最大的失误。
微针的实物已经出土且有录像为证。查看一下就不会说是精致美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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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fayuan-guo网友：
虽然我一点也不反对学术批评，但是我想我还是应该提醒你，学术批评一定要逻辑严谨，一定要理性，一定要有证据，如果涉及古代，还要设身处地考虑当时的社会人文环境。总之不能异想天开、信口开河。如果在这一点无法达成一致，那就最好不要涉足学术讨论。
但是，非常遗憾，我发现你确实有异想天开、信口开河的毛病。比如，关于“微针的实物已经出土且有录像为证”，我就不明白了，你是怎么确定某个出土文物就叫“微针”的呢？莫非那个“实物”上边标着“微针”的字样么？
由于你没有给出“微针的实物已经出土且有录像为证”的链接，我也没法查证你说的那个“实物”，但是我不得不冒着托大的指责，告诉你一个语文常识：“精致美妙”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词汇，它只能用于不同事物的相互比较。比如：和日常司空见惯的石灰石相比，燧石就是精致美妙的，因为它坚硬，可以敲打为石刀、石针。然而和燧石砭针相比，玛瑙、翡翠砭针无疑是精致美妙的。和玛瑙、翡翠砭针相比，青铜针就是精致美妙的。但是和青铜针相比，即使非常粗糙的铁针，也是极其精致美妙的，再比如：一只现代人绝对看不上眼的泥土陶罐，在石器时代，那就是精美绝伦的器物。现在你能理解什么叫“精致美妙”了么？
另外，我早就提前声明，古人没有钟表。所以古人所谓一昼夜13500息.，只是粗略地估算。这其中出现的误差，就如同你没有钟表，在漆黑的山洞里，也无法准确定时，闹不好搞出一个昼夜颠倒的笑话，也未可知。所以，我认为，作为后人，你最多可以凭借钟表测量的结果，修正古人的误差，但是你没有资格说“《内经》编辑者给串改成一日一夜五十营。造了一个大乌龙”这种话。因为，利用西方的、现代的钟表，来品评两千多年以前的估算，还洋洋得意地宣称自己发现了“最大的失误”，这种行为非常无聊。
至于你所说，五十营只是12小时，那么一昼夜应该是100营，那么，人气就不是“一日一夜气行八百一十丈”，而是1620丈了，对不对？但是，你能够给出100营，或者1620丈的证据么？如果你拿不出证据，又怎么证明你说的“50营只是12小时”不是另一个大乌龙，不是另一个更大的失误呢？
http://tv.cntv.cn/video/C23881/827322161cb1420d28e0fb8efb254c61
请你再读一遍《五十营》。整篇文章讲的都是一日的时间而不是一日一夜。人的呼吸是一日13500息，经络循行也是一日五十营，循行路程也是一日八百一十丈。日的概念就是指白天有太阳的时间。把古代的日概念混为一日一夜是后来的事。考古学最忌讳的是用后来的标准来衡量前朝的事物。至于一日一百营的现代测量可以用皮肤电检测的方法连续测量经络线上的某一点。统计24小时的波动次数就可以了。我做过你肯定不信。你自己做一遍就会信了。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寿夭刚柔第六》这篇文章。
首先还得从该文作者说起，因为毕竟作者才是文章的灵魂，一旦知道了作者的身份，就很容易理解文章内容，而且，《寿夭刚柔》的作者还确实有点非同一般。
盖《寿夭刚柔》的议题，就是根据人的形貌判断穷通寿夭，再根据穷通寿夭得出王公大人与布衣匹夫两种治法。是以就文章本身看来，其立意不高，而格调粗鄙，相比《根结》篇的精辟深邃高远典雅，不啻云泥天壤，然而排位却紧接前后，这其中的原因，虽然不合情理，却符合《针经》的编辑惯例，那就是：该文的作者肯定非同一般。
细心的读者应该不难发现，《寿夭刚柔》篇出现了两个新面孔——少师和伯高，而且，非常明显，该篇的黄帝属于跑龙套角色，只是点缀，少师和伯高才是真正的作者。当然，按现代的说法，少师和伯高无非是两个笔名，则这篇文章之所以资质平平却跻身高位，只能是这两个笔名蕴含着重要意义或者代表着重要人物的缘故。
然而若要探索少师和伯高在《黄帝内经》蕴含的意义以及代表的人物，就不得不首先说一说岐伯，因为，岐伯这个角色无疑更为重要，却一直没有来得及说。
岐伯的字面意义是“岐山之伯”。
《说文》：“岐，山名，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父始居此”。由此可见，在汉代的文化界，岐山这座山其实是与古公亶父这个人关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还得先了解一下古公亶父这个人，才能知道岐山这座山在汉代文化中蕴涵的意义。
《说文》所谓古公亶父者，本名姬亶，实乃先秦大名鼎鼎的英雄人物，其名望远在文武周孔之上。因为，他是周文王姬昌的祖父，也就是武王姬发和周公姬旦的曾祖父。先是，商朝末期，古公亶父率领本部族辗转迁徙，终于定居于岐山，然后在他的经营领导下，一步步发展壮大，竟然草创周国，称霸西岐，且雄踞于西方诸侯之伯，为周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武王克商以后，追谥古公亶父为“周太王”，意思就是周朝的创始之王。于是，捎带着，“岐山”也就被周人尊奉为祖宗创业之山，从此便与古公亶父这个伟大王朝的伟大开拓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说文》：“伯，长也”，本来是兄弟中排行老大的意思，但是在政治意义上，就相当于现代的霸主、首脑、主席。
因此，“岐伯”（岐山之伯）的寓意，其实就是以古公亶父自诩，以一个伟大朝代的奠基人，来比拟一个伟大学派的开创者。但是，很显然，“岐伯”这个笔名，不但带有学派创始人的色彩，还彰显着一股唯我独尊的霸气，因为使用这个笔名就等于公开宣布：我才是真正的开山鼻祖，一把手的金交椅必须非我莫属。因此，在《黄帝内经》的创作初期，“岐伯”只能是针医学派创始人（也就是《小针》作者）的专用笔名，除他以外的任何人，如果以“歧伯”自称，那都属于明显的僭越。当然，我们也知道，《小针》作者去世以后，情况就改变了，不过那是后话，而撰写《寿夭刚柔》的时候，他肯定还活着，当时只允许有一个“岐伯”，所以篇中才会出现“少师”和“伯高”这两个笔名。
下面再看少师和伯高这两个笔名的涵义。
少师，是传说中的周代官职。《尚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
很显然，按上述官制，三公的官职肯定高于三孤，所以少师这个笔名就已经注定，他不可能是一把手。
另外汉儒对于《周官》还有一种解释，三公和三孤都是太子的属官。故太师或称太子太师，少师或称太子少师，其实都是太子的文化老师，其区别大概相当于主课老师和副科老师的意思。那么如果将来太子即位，则太师、少师都与当朝天子有师生之谊，尤其是太师，似乎可以认为是天子之师。于是我们看到，在《黄帝内经》，岐伯的身份就是被描述为黄帝的老师，因此也就相当于太师之职，如《素问》所谓“天师”云云，其实就是暗指“天子之师”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即便真的设置这些官职，太子即位以后，太师、少师也只能继续充任下一位太子的老师，而不可能升任当朝天子之师）。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照汉儒的说法，少师虽然官衔低于太师，但是既与太师同为太子之师，所以必然是同僚、平辈关系，而非差着辈分的师生关系。
伯高，据汉儒编撰的《礼记·檀弓》记载，是春秋时人，他本是子贡的朋友，后经子贡介绍，认识了孔子（须知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与岐伯在针医学派的地位一样）。因此按古代的礼教，伯高就比孔子矮着一辈，相当于孔子的半个弟子，他见孔子，需要执半个弟子礼。比如子贡要磕头叩拜，伯高亦需鞠躬致敬。但是对孔子而言，由于伯高并没有纳贽拜师，故按照古代礼教，二人其实是半个朋友关系，他不能把伯高真的当成弟子晚辈，所以伯高敬礼时，他亦需还礼，而伯高死了，孔子还得亲往拜祭。
一旦明确了少师和太师，以及伯高和孔子的相互关系，也就明确了少师、伯高与歧伯这三个笔名的相互关系，于是也就明确了他们在《黄帝内经》扮演的角色。
我在讨论《邪气脏腑病形》时曾经做过分析，《小针解》作者本来是社会知名而且有官方背景的大巫，出于对针医的浓厚兴趣，遂带领自己的门徒加入了以《小针》作者为首的针医组织。但是由于当时的针医势力单薄，迫切需要通力协作，所以在规模扩大了的针医组织中，《小针》作者和《小针解》作者都是领袖人物，也就是地位平等的平辈关系，而其余的组织成员，与他们二人则是师徒关系，有辈分之差。
由此可见，少师既然与太师是平辈同僚关系，伯高既然与孔子是半个弟子兼半个朋友关系，那么《内经》的少师和伯高，只能是《小针解》作者的笔名。因为其他的针医组织成员都是晚辈，绝不敢冒用师尊平辈或朋友的笔名，因此可以断定，《寿夭刚柔》的作者其实就是《小针解》作者。
但是，由于仓促合并，针医组织规模扩大以后，这两位领袖究竟谁高谁低，谁是一把手，谁是二把手，在双方合并之初并没有明确约定，所以这个问题肯定是霸气十足的《小针》作者难以释怀的一块心病。尤其是《小针解》作者在其撰写的《邪气脏腑病形》篇，居然也使用了“歧伯”的名号，更让《小针》作者觉得，这分明是往自己眼里插棒槌，再也无法忍受。因为，如果有两个人自称“岐伯”，那就意味着，针医学派有两个创始人，两个一把手，平起平坐，不分伯仲，这不乱了套么？毫无疑问，从维护针医事业考虑，《小针》作者不可能让位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巫医，于是，一场激烈的明争暗斗势所难免。
由于“岐伯”这个名号本身固有的独一无二属性，按逻辑与情理推测，《小针》作者与《小针解》作者之间，为了谁是真正的一把手，肯定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明争暗斗。当然，具体怎么争斗的，无从得知，但是结果显然是《小针》作者最终获胜。
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小针解》作者终于放下身段，以少师、伯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此举即等于明确表示，自己在最高的师尊之下，心甘情愿地担任二把手。因此，《寿夭刚柔》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小针解》作者作出的书面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僭称“岐伯”了，只以“少师”作为自己的笔名。于是，《小针》作者不可动摇的一把手地位这才正式确立，一场组织内部的权力之争得到圆满解决。
毫无疑问，《小针》作者对此非常满意，所以，作为回报，尽管《寿夭刚柔》这篇文章非常低俗，没有丝毫的高深新颖之处，也要把它排列在紧靠着《根结》的显赫位置，以表示对该文的高度赞赏。实际上，他在《根结》篇的最后添加三段文字，邀请黄帝参与，共同讨论按“逆顺五体”分而治之这个巫医最喜欢的话题，并尽量地与巫医“阴阳形气俱不足者，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保持同一论调，也有安抚、讨好《小针解》作者的用意。这是因为，无论如何，《小针》作者离不开《小针解》作者的协作和帮助。
然而一旦确认这种明争暗斗合乎逻辑与情理，我们或许还能够进一步理解，当初一日，《小针解》这种狗屁不通的文章，为什么会被高高地悬挂在《针经》第三篇这么极其显赫的位置？那其实就是《小针》作者为将来可能发生的权力斗争设下的圈套。因为，很显然，《小针解》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包括标题，都在向世人证明，该作者早就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小针》作者脚下。有《小针解》一文悬挂在此，你还怎么好意思在《小针》作者面前冒充“岐伯”呢？
现在，接下来的问题是，按理说，《小针解》作者只要使用一个笔名（譬如“少师”），就足以表明心迹，为什么要在一篇不算长的文章中先后使用少师和伯高两个笔名呢？这种做法似乎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但是这种做法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
很显然，少师这个笔名的寓意非常明确，他就是太师的下属。既然岐伯就是天师，天师就是太师，那么通过少师这个笔名，《小针解》作者已经明确地表示出低下、辅佐之意。
然而伯高这个笔名却隐含着另外的心机。虽然伯高与孔子的半弟子半朋友关系在当时的文化界人尽皆知，于是自称伯高似乎也是给足了《小针》作者面子，但是，伯高这两个字本身就犯着忌讳。
因为《小针》作者的笔名是岐伯，如果真心出于尊重，《小针解》作者的笔名就不能带有“伯”字。汉朝人非常讲究这个，叫做“名讳”，稍微了解古代文化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规矩。而且岐伯和伯高都是“伯”，这就有“不分伯仲”的寓意。另外，“高”这个字有最高的意思，故“伯高”似乎还带有“高于岐伯”的寓意——这些都属于暗地里较劲。
于是由此可见，这两个笔名的韵味其实大相径庭，“少师”是明显的低眉顺目、甘拜下风，“伯高”却仍然在骨子里不服不忿，还想分庭抗礼。只不过，《小针》作者以大局为重，只要你自称“少师”就行，不再计较“伯高”暗含的心机，于是这个矛盾就掩盖下来了。
然而当《小针》作者去世以后，《小针解》作者终于继任针医组织的一把手，遂立即违背承诺，再不甘为“少师”，再次以针医组织的“岐伯”冠名。而在他死后，双方门徒之中，自然也有不服不忿者，遂上行下效，习以为常，统统不以“岐伯”为僭。于是我们看到，《黄帝内经》创作后期的文章，尤其是《素问》一书，无论品位档次，再也见不到“少师”，几乎是清一色的“岐伯曰”，以致后人普遍认为《素问》才是正宗的“岐黄之书”——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
总之，围绕“岐伯”冠名的内部权力斗争，一直伴随着《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后世研究者务必把这个情况考虑进去，才能把握住《黄帝内经》的脉搏。
暴风雪 发表于 2015-5-7 15:46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寿夭刚柔第六》这篇文章。
首先还得从该文作者说起，因为毕竟作者才是文章的灵魂，一 ...
一日，韩主席闲极无聊，于是召唤名铁嘴前来，“来段快书!”
说书人不敢怠慢，“韩主席您今儿个想听哪一段？”
“那个~~~给俺来个关老爷战秦琼！”
“这~~这俩伙计差了四百年哪!”
“俺就是要听，你讲不讲？”
“讲……讲!”....
“说起那关老爷出阵，赤面长须，青龙偃月刀，胯下那赤兔马……来将何人?这边那秦琼手按黄膘马迎上前来，丁丁丁咣咣咣……霹雳啪啦，一场恶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