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足阳明，挟喉之动脉也，其腧在膺中。
说解：
从这句开始，逐个讲解缺盆十腧的经脉归属和具体位置，可见这一组腧穴在作者心目中确实非常重要，必须一一指认清楚。
另外我们还要知道，就如同现代课堂上讲解腧穴都必须参照人体穴位挂图一样，古人在讲解的时候也是参照着人体，一边指点、比划着一边说，而这种指点、比划的动作（肢体语言）并没有记录在册。
因为任脉天突穴的位置已经指认清楚了，所以从紧挨着天突的人迎穴开始说。
“足阳明”，就是指明人迎穴所属的经脉；“挟喉之动脉”，就是指明人迎穴所在的具体位置。实际上，人迎穴之所以被列为“本输”，乃因为它是足阳明经脉之标。《灵枢·卫气》：“足阳明之本在厉兑，标在人迎”。然而在古代针医，经脉之标即乃整条经脉全部精华的集结所在，足以代表一整条经脉，此所以径以“足阳明”作为人迎的标志。下皆仿此。
但是因为人迎穴正当颈动脉（挟喉之动脉）所在，而颈动脉属于针刺的绝对禁地，作者考虑到自己的这些门人弟子尚属初学乍练，对于“刺禁”的重要性都没有深刻体会，故为保证安全起见，特别提出一个替代措施，即：凡须取刺人迎穴者，须以胸部的阳明脉腧穴作为替代。这就是“其腧在膺中”的本意。古文的“膺”与“胸”都是指前胸这个部位，但是也有严格的区别：前面正中的胸骨部位为“胸”，胸骨两侧的肋骨部位为“膺”。故“膺中”即乃锁骨中线位置，正属阳明脉也。
《小针》作者在治疗一号患者时曾提到“取腋与膺”，其中的“膺”，如果理解为替代人迎穴的锁骨中线阳明脉，亦通。盖人迎（阳明之结）的生理意义本来就是维持正常的心肺功能。
《灵枢·寒热病》：“胸满不得息，取之人迎”。
《灵枢·杂病》：“气逆上，刺膺中陷者与下胸动脉”。
《灵枢·根结》：“阳明为合……合折则气无所止息而痵病起矣”（ 注：“悸病”原作“痿疾”，详《新校正》于《素问·阴阳离和论》下引《九墟》文，以及《甲乙经》均作“悸病”，据改。“悸”古文做“痵”，与“痿”相近，后世传抄者或囿于“治痿独取阳明”之说，乃误做“痿疾”。又，《 九墟》乃《灵枢》之别名）。
以上这些“ 胸满不得息”、“气逆上”和“ 气无所止息”，显然都是对呼吸困难（肺功能虚竭）的描述，“悸”则显然是对心跳异常（心功能虚竭）的描述。由于古人的生理、病理、治疗是三位一体的，故由此可以逆推，足阳明经脉之标（人迎）对于维持正常的呼吸和心跳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人判断一个人到底死没死，只要摸一摸人迎部位的颈动脉（而非桡动脉），就可以确定。
原文：
手阳明，次在其腧外，不至曲颊一寸。
说解：
此指人迎穴外侧之扶突穴，为手阳明经脉之终、结、标。
原文：
手太阳，当曲颊。
说解：
此指天窗穴，为手太阳经脉之标。
原文：
足少阳，在耳下曲颊之后。
说解：
此指天容穴，为足少阳经脉之标。
原文：
手少阳，出耳后，上加完骨之上。
说解：
此指天牖穴，为手少阳经脉之标。
“加”的本义是夸大。《说文》：“加，语相增加也”，也就是口头追加、不必验证的意思。“完骨”乃耳后乳突骨，其上并没有腧穴，而实际上的天牖穴在天容穴的后侧和乳突骨的下方。可是按照针医创始人对经脉的设计，少阳经脉本来应该最终结于“耳中”（见《根结》篇），所以理论上认定它向上穿越耳后乳突骨，必如此才能进入耳中。
原文：
足太阳，挟项大筋之中发际。
说解：
此指天柱穴，为足太阳经脉之标。
以上手足三阳经脉之标，共六穴，再加任脉天突、督脉风府、腋窝天府、腋下天池，即为缺盆十腧系统。因为当时是面对面授课，天突、风府、天府、天池的具体位置已经用手指示清楚，不需要语言说明，所以也就没有文字记载。（注意：《本输》中天府和天池的位置与《甲乙经》的记载不同，而现代的人体穴位挂图都是本于《甲乙经》。）
关于人体两套“本输”系统的具体位置，到此就已经全部介绍清楚了。
原文：
阴尺动脉在五里，五腧之禁也。
说解：
作为新式针医的创始人，不但必须发明出一套十二经脉理论和腧穴理论，而且把这些理论灵活运用于临床的实践经验也必须非常丰富才行，所以他必然清楚地知道，偶尔刺中动脉对于人体的严重危害性。然而新式针刺疗法主要就是用铁质毫针在肌肤软组织内来回穿刺，这就意味着“动脉”实乃针医在临床操作中时刻都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此所以作者在介绍完“本输”以后，便紧接着强调这一点：“动脉”乃为“五腧之禁”。他的意思显然是，即使是理论上具有重要治疗作用的五腧穴，如果恰好对应着“动脉”，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不可针刺。这其实也是在谆谆告诫这些门人弟子，你们将来从事针医临床的时候，如果遇到“动脉”，千万要远远地避开，宁可背弃那些神圣的经脉、腧穴理论，也要保证行医安全。
《说文》：“禁，吉凶之忌也”。作为一个古代的职业医生，最大的吉莫过于患者平安无事，最大的凶莫过于患者猝死在自己的诊所，而针医一旦误刺患者的动脉，则十有八九发生猝死命案。《素问·刺禁篇》：“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阴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臂太阴脉，出血多，立死。”这些血淋淋的猝死事故，多是因为动脉恰在经脉、腧穴的位置，而操作者缺乏经验，一味迷信经脉、腧穴理论，以致酿成大祸、遗恨终生。
若以全身所有的动脉而论，肯定当属颈动脉最为危险。这是因为古代最常见也最简便的杀人方式就是用刀剑刎颈，即斩断颈动脉，致使血如泉涌，瞬间死亡。那么，既然人迎穴正当颈动脉的位置，在针刺操作当中就需要万分谨慎，因为一旦刺穿了颈动脉，其后果就和刀剑刎颈没有什么两样。故按照《本输》作者的意见，虽然人迎穴属于足阳明经脉之结，具有非常重要的治疗作用，但是为了行医安全起见，最好还是禁刺人迎穴，所以才提出了“足阳明挟喉之动脉也，其腧在膺中”的替代方案。
然而对于四肢膝肘以下的五腧系统而言，最要紧的禁忌则是手臂上的桡动脉，也就是所谓的 “阴尺动脉”。
最初，西周人还比较原始，当时设定的度量衡单位往往是比照人体，作出一个粗略规定。而其中的长度单位——尺寸，就是把人体手臂内侧的手腕横纹至肘中横纹的长度定为一尺，把手腕横纹至腕后高骨的长度定为一寸。及至西汉建政，朝廷试图恢复西周文化，所以也就把这种长度单位延续了下来。正是由于这种长度单位长期广泛使用，无形中就使得人体的手臂和手腕带上了“尺”和“寸”的标签。所以西汉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一提到寸就会想到手腕，一提到尺就会想到手臂，乃至直接把手臂称之为尺，把手腕称之为寸。比如《灵枢·论疾诊尺》中所谓的“诊尺”，实际上就是诊察手臂内侧的皮肤。又由于手臂内侧属阴，所以古人又叫做“阴尺”。则所谓“阴尺动脉”者，其实就是指手臂内侧最明显的一条动脉，则即桡动脉也。
但是“阴尺动脉”其实是俗称，在《本输》中，阴尺动脉的正式学术名称是“手太阴经”，其具体描述如下：
“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鱼际，鱼际者，手鱼也，为荥，注于大渊，大渊，鱼后一寸陷者中也，为腧，行于经渠，经渠，寸口中也，动而不居，为经，入于尺泽，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手太阴经也。”
由此可知，在《本输》作者看来，手太阴经脉从手腕横纹起点处的太渊，再到寸口处的经渠，直至肘窝横纹处的尺泽，在这“一尺”的长度之内，都有动脉搏动，此所以叫做“阴尺动脉”。那么，为安全起见，手太阴经的五腧穴，尤其是太渊、经渠这两个位在寸口以内的腧穴，都应该在禁刺之列。
然而五腧穴作为“本输”，那不仅仅是腧穴，而且还是一个集生理、病理、治疗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如果禁刺手太阴经脉的五腧穴，或者哪怕只禁刺太渊、经渠这两个腧穴，对于手太阴经脉的疾病，在治疗上就会形成空白，那就等于把整个经脉、腧穴体系都否决了、打乱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对此，《本输》作者非常灵活，他效仿以“膺中”替代人迎的做法，又提出了一个“五里”的替代方案。
此所谓“五里”，其实就是五寸，也就是在手臂内侧取其中点的意思。作者的本意是，由于阴尺动脉恰好一尺，而五寸正当阴尺之中点，则即以此为界，把手臂上的手太阴经分为上下两段。其中，靠近尺泽的上面一段，长度为五寸，可以以寸为单位，平均分成五个穴位，以之作为手太阴五腧穴的替代。而靠近太渊的下面一段，也是五寸的长度，则属于禁止针刺的区段。盖因阴尺中点以下，肌肉浅薄，动脉很容易被刺中，而中点以上，肌肉较为丰厚，一般情况下，刺中动脉的机会微乎其微。那么，很显然，按照从寸至尺的排布习惯，阴尺中点的五寸（“五里”）这个点就被划在了禁刺的一边。
至于把“寸”改称为“里”，则是针医创始人出于腧穴命名应该尽量文雅含蓄的考虑。《说文》：“里，居也，从田从土”，即在广袤大地上设立一个定居点的意思，这正好是腧穴概念最初的内涵。
我们来看看《本输》对“下陵三里”这个腧穴的命名依据：
“入于下陵，下陵，膝下三寸，胫骨外，三里也，为合。”
由此不难看出，足三里穴之所以最初被命名为“下陵三里”，就是因为它的位置在“膝下三寸”。再参考膝盖内侧之阴陵泉、膝盖外侧之阳陵泉的命名，还可知“陵”原本是对膝盖的涵蓄描述。盖古代的“陵”就是坟墓，坟墓通常都是用土堆成一个圜丘状，而膝盖（髌骨）的外形就酷似一个圜丘状的坟墓，故“下陵三里”这个名称其实就是比“膝下三寸”较为文雅含蓄一点的书面用语。
因此，在针医创始人，凡是描述与腧穴有关的长度和深度，“里”就是“寸”的书面用语（比如，《刺节真邪》：“取天容者，无过一里”，即是说针刺天容穴的深度不可超过一寸）。那么，把阴尺动脉的五寸处称之为“五里”，并把“五里”以下的一段距离规定为针刺的禁忌区段，亦正好符合其本人的思维方式和用语习惯。
毋庸讳言，后人以针灸为业者对“五里”这个概念普遍存在着误解，而且显然是受了《甲乙经》的误导所致，为澄清这个误解，很有必要多说几句。
《内经》中还有几处讲到“五里”，其实都是指阴尺动脉的中点的意思，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论述都是基于杀人害命的诡谲心理。
比如，《灵枢·小针解》：“夺阴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
这句话显然是在解释《小针》一文“夺阴者死”的含义，其大体意思是：由于“五里”这个部位正当阴尺动脉之中点，本来属于针刺禁忌，那么如果在这个部位反复穿刺，达五次之多，势必会有一次刺穿桡动脉，那就很可能因止不住的大出血而造成患者猝死，这就叫“夺阴者死”。
从他的这句解释可以看出，《小针解》作者关于“尺”的理解，关于“五里”的理解，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和《小针》作者是同一时代的人，其社会文化背景是一致的。
但是，请试想，在“五里”这个针刺禁忌点反复穿刺达五次之多，这种行为不可能有任何正当的合理的医学解释，因此只能属于故意地杀人害命。由此可见，《小针解》的这句解释暴露出了该作者的诡谲心理，在其内心深处，势必恒定着一个卑劣的念头——谋杀、以医生的名义谋杀、以刺穿患者动脉的手段杀人害命，那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们要知道，《小针》作者所谓的“夺阴者死”，其本意是说刺穿任何动脉都可能致人死亡，并没有专指桡动脉的意思，而且他是在刻意强调针刺操作的注意事项，所以肯定也没有故意刺中动脉的意思。任何人只要读过本文的前面内容，都会非常清楚，《小针》作者把预防各种医疗事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然而《小针解》却把这句话解释成：如果故意地刺穿动脉，就能致人死亡。这就把《小针》作者千方百计杜绝医疗事故的本意歪曲为不怀好意地传授一种蓄意谋杀的手段了。因此，这只能证明，《小针解》作者本人其实是一个卑劣小人，一贯地居心不良，所以他一看到“夺阴者死”，就立刻联想到蓄意谋杀，于是就说漏嘴了。
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外，像《小针解》作者这种居心叵测的小人医生，都是大有人在。在古代，这种人就是假借放血治病的名义，却专门以刺穿动脉的手段从事蓄意谋杀的勾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在《灵枢·玉版》篇找到更翔实的文字证据，其所披露的谋杀手段与《小针解》的解释如出一辙，只是更加心狠手辣一些。由此看来，自打《小针》作者提出了“夺阴者死”以及“五里”这些针刺禁忌，它就不但是针医从业人员必须牢记和遵守的操作法规，而且还被针医中的不法之徒当作了杀人害命的手段。不过，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小针》作者是当时医学界首屈一指的理论权威，感召力非常巨大，他提出的“刺禁”理论竟然被不法之徒奉为犯罪指南。
古代针医中的犯罪分子为什么执意要在桡动脉下手而不直接针刺颈动脉呢？
这是因为，谋杀不是堂堂正正地执行死刑，杀人者总要千方百计地逃避刑事责任，尽可能表现为非故意的偶然事件，所以，虽然刺穿颈动脉非常干脆利索，更加直截了当，但是这种行为的危险后果世人皆知，属于不可抵赖的故意杀人，那就难免被追究刑事责任。
《灵枢·玉版》：“黄帝曰：上下有数乎？歧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上（原作止，字误），五至而已，五往而脏之气尽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输矣，此所谓夺其天气者也，非能绝其命而倾其寿者也。”
这是第一套谋杀方案，属于慢性杀人，可以做得滴水不漏。
此所谓“上下”，即指阴尺动脉的五里以上和五里以下。“数”即数量，指致人死亡所需针刺的次数和力度。“迎”即“迎而泻之”，也就是用针刺泻放血的意思。“迎之五里，中道而上”，即刺穿手臂桡动脉的中点以上，造成出血。“中道”，乃谓阴尺动脉之中点。“中道而上”者，即五里至尺泽段。由于这一段的手太阴脉从理论上属于针刺安全范围，任何人也挑不出毛病，所以作为第一套方案。
如果真正出于治疗手太阴疾病目的，其实只需要在这一范围内选取一个点，顶多扎上一针，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出于谋杀的目的，那就需要在这五寸的范围内，并排地连扎五针，而且每扎一针还要反复地上下提插五次，即谓之“五至”、“五往”，故统共就是“五五二十五”刺。“至”本来是指气至，也就是得气，在此的意思则是一定要扎得较深。“往”是往复，就是反复地在肌肤内大幅度提插。
《玉版》作者的本意是，虽然这一段肌肉比较丰厚，但是肯定架不住二十五次反复穿刺，势必总有一次能够准确刺中桡动脉，造成大量失血。由于大出血以后患者主要表现为心慌气短，因此这就相当于“夺其天气”，也就是使其生命顿时陷于极端危困和衰竭状态。但是由于五里以上肌肉较为丰满肥厚，一经紧急包扎，可以有效地控制出血，所以还不至于立即死亡，即谓之 “非能绝其命而倾其寿者”。
《玉版》下面又接着讨论：“黄帝曰：愿卒闻之。歧伯曰：窥门而刺之者，死於家中，入门而刺之者，死於堂上。”
因为方才只说了“中道而上”的情况，则这个“愿卒闻之”的意思，其实就是想听听“中道而下”又会怎样。
因此，“中道而下”显然是第二套杀人方案，并且明显地比第一套方案简单方便，其致死效率也更加直截了当。
这是因为，五里以下至寸口一段，肌肉浅薄，而动脉搏动的位置非常明显，因此用不着反反复复地穿刺，只要用手按住桡动脉，扎一下就能准确地刺中。并且，正是由于此处的肌肉浅薄，即使严密包扎，也很难控制住出血，此所以能够迅速致人死亡。很显然，这第二套杀人方案，与现代的所谓“割腕自杀”，在手法上几乎一模一样。
所谓“窥门”，是形容悄悄地把门打开一条小缝往里面观瞧。故“窥门而刺之”的意思，就是把寸口处的桡动脉稍微地刺破一个小孔，虽然会造成动脉出血，但出血还不是特别的急促迅猛，所以还能容得患者返回自己家中才死。
所谓“入门”，是形容大门敞开到了能够任人出入的程度。故“入门而刺之”的意思，就是把寸口桡动脉用力刺破一个大洞，于是造成动脉血汩汩喷涌不止，则患者登时“死於堂上”。
这其实也就是说，在使用第二套杀人方案的时候，医生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通过选择针具的粗细以及掌握刺入的力度，精确控制刺破口的大小，以决定被害者死得快一点，或者慢一点。
总之，由于针医创始人最初对于手太阴经脉的定义错误（把动脉当成了经脉），这就给针医当中的一些不法之徒造成了可乘之机，在职业的掩护下杀人害命，还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这些人既然已经总结出如此缜密、如此熟练的杀人方案，必然多次采用过这种方法，则应视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所以，即便是出于学习传统医学的目的，我们也不可盲目地轻信《内经》，因为《内经》作者当中鱼龙混杂，并非都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或问：按你所说，“阴尺动脉在五里，五腧之禁也”，是尺肤中点（五里）以下的一段手太阴经脉应该禁止针刺，否则就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是，现代的针灸师也经常针刺太渊、经渠、列缺等寸口部位的腧穴，却极少有医疗事故的报道，这又怎么解释呢？
实际上，不光是现代的针医，古代的针医也经常针刺诸如太渊、经渠之类的腧穴，甚至还有针刺人迎穴的，否则《本输》就不会一一介绍这些腧穴的位置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在实际操作中一定要避开动脉。现代的针医都受过这方面的训诫，非常清楚这一点，古代有经验的针医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此所以都不会发生事故。
然而古代的经脉理论有一条硬性规定，也是新式针医学的基础理论之一，那就是把手臂桡动脉径直当做手太阴经脉来看待。正如《难经·一难》所说：“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阴之脉动也。”因此，从理论上说，如果要针刺手太阴经脉的五腧穴，就必须要对准桡动脉，换言之，如果没有刺中桡动脉，那就是没有刺中手太阴经脉。另外，《本输》也曾明确规定：“次任脉侧之动脉，足阳明也，名曰人迎”。很显然，如果傻乎乎地遵循这种经脉理论，那就非出人命不可。然而初涉针医的年轻学员往往只知道生搬硬套，不知道灵活变通，所以，为了保证行医安全，《本输》作者干脆就把手太阴脉靠近寸口的那一半明确规定为“五腧之禁”（他不能公开否认手太阴经脉和足阳明经脉是动脉，因为这将颠覆整个经脉理论）。也就是说，作者在这里所说的“阴尺动脉在五里，五腧之禁也”，其谆谆告诫的对象，是那些初学乍练还没有实践经验的人，也就是他刚刚招募来的门人弟子。
原文：
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府。心合小肠，小肠者，受盛之府。肝合胆，胆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谷之府。肾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
说解：
这段话是针医创始人关于脏腑关系的经典论述，而《内经》的脏腑理论即由此奠定。
前面讲的位于四肢上的五腧穴，尽管被当成经脉的根本，似乎是多么的关键，但是真正从维持生命的角度看，五腧穴其实只是枝节末梢。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就时兴刖刑，而且，西汉时期的吕后为羞辱、折磨戚夫人，将其制成“人彘”，令其生不如死，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锯掉其四肢。此事朝野尽知，被司马迁记录史册，所以，汉朝的医务工作者心里都非常清楚，四肢肯定不是维持生命的关键，腔内的脏腑才是生命的真正根本。
因此，经脉理论以及腧穴理论只能从脏腑理论衍生而来，有十一脏腑就有十一经脉（即如《本输》篇），有十二脏腑就有十二经脉（即如《经脉》篇），则经脉的实质就是脏腑，而经脉关系亦必完全取决于脏腑关系。
然而既有经脉之后，对于针医而言，所谓治疗，就只能针对经脉（其实是附属于经脉的腧穴），而脏腑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只是为经脉的存在形式提供理论解释的说辞。所以，从治疗的角度看，脏腑的实质就是经脉，而脏腑关系则完全取决于经脉关系。
因此，这段话表面上讲的是脏腑之间的一一搭配，实际上讲的是阴阳经脉相互关系的由来。这是因为，作为针医创始人，《本输》作者必须对手足三阴三阳经脉为什么如此地一一搭配作出合理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的根据只能是脏与腑之间本来存在着一一搭配的关系。
在针医初创时期，就生理的重要程度而言，其实是六腑高于五脏，此所以六腑法天、五脏法地。“腑”通“府”，“府”即官府。“脏”通“藏”，“藏”即库藏。官府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库藏，故五脏本来归六腑管辖。这种重视六腑的观点，它的精神实质其实就是俗话所说的“人是铁、饭是钢”。五脏固然贮藏精气并用于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似乎是所有生命现象的主导，但是如果没有六腑提供饮食营养，则五脏就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谓生理活动根本无从谈起，故六腑实乃五脏之源，是维持生命的真正根本所在，这就是这段话只对六腑的功能作重点介绍的原因。
故所谓“肺合大肠”，其实就是说肺脏接受大肠提供的营养，故以大肠为本源。所谓“心合小肠”，其实就是说心脏接受小肠提供的营养，故以小肠为本源。余皆类推。这些“合”都是两性匹配、天作之合的意思，于是我们看到，即使膀胱这样一个纯粹的贮尿器官，也被冠以“津液之府”的名号，意思就是膀胱可以为其所匹配的肾脏提供所需的营养。
本帖最后由 暴风雪 于 2014-12-30 13:04 编辑
原文：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 说解：这句话是专门介绍少阳三焦的功能。 六腑与五脏一一搭配的结果，就是六腑必然多出来一个，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多出一腑，多出来的一腑是干什么的？古人肯定得有一套说得过去的理由和道理。 根据前述，六腑中已经有五腑分别找到了各自搭配并提供营养的对象，只有三焦还没有找到，那么，很显然，这里的“少阳”其实是以手少阳三焦经脉来代指三焦，而三焦也正是那多出来的一腑。 《本输》作者在这里之所以用“少阳”来代指三焦，是因为他设想的三焦功能较为复杂，而且分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类功能，从逻辑上说，不同的功能不应该出于同一个主体，所以这句话先用“少阳”表示三焦的第一类功能，下句话再用“三焦”表示三焦的第二类功能。然而殊不知这样的表述又加大了三焦的复杂性。 《内经》中的脏腑，唯独三焦错综复杂而且后人的歧义最多，其实都是针医创始人最初的定义不清造成的。不过我们也应该理解，在经脉、脏腑理论草创时期，他对于经脉、脏腑的构想也不是很清晰的，所以很难给出一个明晰的定义（请注意：在《本输》，有关三焦的论述最多，但是颇显凌乱，说明他自己也觉得三焦太复杂，亟待缕顺清楚）。然而也正因如此，我们透过这些看似凌乱的早期描述，反倒更有利于搞清“三焦”的来龙去脉。 古人经常屠宰家畜，并且，古代战争频繁，一场战争下来，尸横遍野是很正常的，甚至直接剖杀战俘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因此，古人对于动物和人体内脏的结构和功能也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心肝肺等脏腑名称肯定都是通过解剖得出的。其中，古人在解剖中看得最清楚，对其生理作用也自认为最明确的，就是消化系统，也就是胃、大肠、小肠、胆囊、膀胱这五腑。 古人当然意识到了消化系统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古人在解剖中所见到的消化系统，从口腔、食道，再经胃、大小肠，直到肛门，是一封闭的管状结构。然而古人也明白，饮食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穿肠而过，而是为了给其它的肌体组织提供营养。也就是说，人所摄入的谷肉果菜等饮食物，必须经过消化和吸收两个步骤，最后转化为血气精髓，才能够为人所利用，这在古人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事情。故古人很自然地猜测，在这五腑与五脏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不为肉眼所见的萃取和转运系统，也就是现代医学中的“吸收机制”，并且，按照古人的猜测，该系统一定具有分别萃取、输送不同营养物质到不同脏器的功能。 正因为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体生理代谢的基础物质以气、血、精（髓）三种不同的形式存在，故针医创始人就很自然地认定，这个萃取和转运系统必然有三条通道，采取三种不同的方式，分别从消化管中提取由食物营养转化而成的气、血、精三种活性物质，并输送到相关的脏器，这就是“三焦”的由来。其最初应为“三交”，盖“交”的本意即两性交合，而交合过程必由男方（阳）给女方（阴）输入精液，故用“交”来概括脏腑关系的实质，意在表明，五腑的作用就是把自身的营养精华全部输送给五脏。然而由于《本输》作者很在意文明用语，他当然会觉得“交”有淫秽之嫌，断不可用，乃从谐音易作“三焦”，以致面目全非，没有意义了。 由此可见，三焦作为六腑中多出来的那一腑，承担着消化系统最重要最关键的输出功能（即吸收机能，就相当于现代医学中小肠绒毛内淋巴管和毛细血管的作用，因为这个组织结构过于微细，所以古人看不到，也想不到），只不过那是古人凭借着推理想象出来的一个内脏，并没有实物器官与之对应，所以如果一定要从解剖中找到一个与其相当的实体三焦，只能是徒劳。 《平人气象论》：“藏真高于肺，以行营卫阴阳也……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这个“营卫阴阳”，其实是血与气的代称，由于血气沿阴阳十二经脉的周身循环必从肺脏开始，故谓之“藏真高于肺，以行荣卫阴阳”。这个“骨髓之气”，显然是指精，盖所谓“肾藏骨髓之气”，与“肾主藏精”本来是同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在古人的观念意识中，骨髓就是精。 按针医创始人的构想，三焦既然负责输出饮食营养中的气、血、精三物，那么最合理的分工应该是这样：上焦输出饮食营养中的气（亦称卫），中焦输出饮食营养中的血（亦称营），此二者都是输送到肺，而后从肺加入到十二经脉的血气大循环；下焦则负责输出饮食营养中提取的精液，送达于肾，因为“肾藏骨髓之气”与“肾主藏精”的意义就在于肾脏具有生殖功能。 因此，所谓“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就是说三焦的主体首先与肾连通，而其主要功能就在于输送三种饮食营养的精华至肾、肺两脏。这个“将”是供奉、将养之意。“属”是连接，不是隶属，而且，“属肾”与“连肺”相比，“属”还有更直接、更紧密连接的意思。故所谓“少阳属肾”，即是说三焦与肾紧密相连。这是因为精液是实实在在而且非常浓稠的液体，必须通过专门的管道直接连通，而“上连肺”的卫与营都属于正常人气，只要一般的经脉连接就行了。
原文：
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也。
说解：
按照《本输》作者的设想，三焦除了提取和输送饮食物中的精液、气血以将养肾肺两脏之外，尚兼有输出体内多余水液至膀胱，然后再排泄体外的功能，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三焦还兼有泌尿、排尿功能。
之所以给三焦安排双重功能，是因为古人同样无法理解尿液生成机制，只能靠猜测。根据当时粗陋的解剖，他们只知道粪便是在肠道中形成，而尿液的形成过程实在是看不透彻。然而古人也明白，人体内必然存在着一套很隐秘的肉眼看不到的泌尿机制，否则便无法解释人为什么会排尿。又由于古人通过粗陋地解剖，可以清楚地看到肾脏通过两根输尿管与膀胱连接，则知膀胱中的尿液肯定来源于肾脏，故猜测既然下焦输精液于肾，则亦必然同时输水液于肾（因为二者都属于实实在在的液体），而后由肾转输膀胱。因此，古人所谓的“下焦”，还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肾脏功能。
“属”是连接，不是隶属。“属膀胱”，是说三焦的主体又与膀胱紧密连接，也就是通过专门的管道把尿液输送至膀胱，再由膀胱排出体外。
在三焦的上中下这三条输出通道中，下焦处于中心的、根本的地位，这是下焦提取和输出的精液又是全身血气之本的缘故。故下焦实际上又是上焦、中焦的本体所在，可以代表整个三焦。所以在《本输》作者的心目中，三焦唯一的实体就是下焦，也就是前列腺。盖前列腺既能约束膀胱，控制排尿，又能够为肾提供精液（其实是前列腺液）。故所谓“三焦者，中渎之府”，其实是以下焦代表整个三焦的说法。“渎”是水沟，即排水渠，意指人体的泌尿、排尿机制。很显然，《本输》作者的这种表述非常笼统，很容易滋生歧义，因为 “中渎”（排水渠，泌尿）实际上只是下焦的功能之一，更与上焦、中焦无关，这是当初的设计还不很精细的缘故。我们看到，《营卫生会》：“下焦如渎”；《宣明五气篇》：“下焦溢为水”，关于下焦的泌尿机制，就精密细致得多了。
因为当时与三焦相互匹配的“心主包络”还没有设计出来，则三焦就如同孤家寡人，故云“孤之腑”。这个“孤”是个双关语，既有鳏寡之意，又有帝王之意（古代帝王都以“孤”、“寡”自称）。盖三焦作为五腑与五脏的连接纽带，其地位相当于脏腑中央，俨然王者之象。《难经》称“三焦为原气之别使”、“主持诸气”，“生气之原，十二经之根本”，就是从三焦形同脏腑之王这个意义上说的。
原文：
是六腑之所与合者。
说解：
再次申明，六腑与五脏的关系就如同异性交合，也就是无条件地为五脏提供饮食营养之精。
实际上，这也是在说明，六腑的五腧穴为什么是六腧。因为必须多出来一个“原穴”，以体现三焦的存在，“原”就是三焦的尊号。
暴风雪 发表于 2014-12-30 11:18
原文：
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府也。
你才叫厉害...没想到分析的这么的详细...您请继续..
原文：
春取络脉诸荥大经分肉之间，甚者深取之，间者浅取之；夏取诸腧孙络肌肉皮肤之上；秋取诸合，余如春法；冬取诸井诸腧之分，欲深而留之。此四时之序，气之所处，病之所舍，藏之所宜。
说解：
这里的春夏秋冬，其实是用来代指自然气候所造成的各种外感性疾病，而《本输》作者的本意，显然是要通过五腧穴治疗此类疾病，因此，这句话实际上是对五腧穴只能治疗外感性疾病的规定和说明。
春夏秋冬之所以冷暖交替，是因为天气随季节有周期性的升降浮沉，而人气与天气相应，五腧穴中井荥腧经合的位置也有高下浅深的不同，所以正好与季节天气一一对应，于是才有“春取诸荥”、“夏取诸腧”、“秋取诸合”、“冬取诸井”的说法。也就是说，每一个季节的流行病，在五腧中亦轮流有一个与之对应的腧穴。此便谓之“四时之序”。
“处”、“舍”都是居留地点的意思。所谓“气之所处”，是说人体的神气按照“四时之序”在五腧穴轮流上岗，其实也就是五腧穴与季节一一对应的意思。所谓“病之所舍”，是说由自然气候造成的各种外感性疾病，也是按照“四时之序”在五腧穴中轮流地潜伏为虐。
但是由于春秋冷暖适中，是天气升降浮沉的中轴，而人气升降浮沉的中轴就是经脉，所以在针刺深度方面还得有讲究：春秋二季要取经脉，夏季要略微浅于经脉，冬季要略微深于经脉。所谓“春取大经分肉之间”，即春取经脉的意思。所谓“夏取孙络肌肉皮肤之上”，即夏天要浅于经脉的意思。所谓秋天的“余如春法”，也是秋天要取经脉的意思。所谓“冬取诸腧，欲深而留之”，即冬季要深于经脉的意思。这是根据天气的升降浮沉来决定针刺的浅深。
后面“藏之所宜”中的“藏”字，应该是“箴”或“鍼”之形误，则实即“针之所宜”也，也就是按照“四时之序”决定针刺腧穴及其浅深的意思。必如此承接，方显得义理通顺，乃合古人本意。
由董仲舒总结出来的这种把四时五行与天人感应结合在一起的神秘套路，因为颇受汉武帝的青睐而大受朝廷的倡导和推崇，故属于武帝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此所以非常时髦。因此，为迎合主流社会，学者都须备此一说。只不过，针医创始人首先是临床实践家，并不囿于这一套纸上谈兵式的纯理论，你看他在“动脉”问题上对经脉、腧穴理论的灵活务实态度，就能够知道。
原文：
转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
说解：
“转筋”即肌痉挛，今人俗称“抽筋”，古人又通称为“痹”，此证多发生在足胫部，且多在卧位时因寒冷而发生，故可以代表冬季的流行病，而其本质属于外感性的阴气盛（实证）。《金匮真言论》：“冬气者病在四肢”，又曰：“冬善病痹厥”，概谓此也。
凡运动肌都是对称存在，而肌痉挛的具体机制就在于一侧运动肌过度紧张，另一侧过度松弛，因而两侧肌张力强烈不平衡所致。当人体直立时，足胫部的肌肉必然产生普遍的张力，则原本过度松弛的一侧恢复紧张，那么通过对称平衡的神经调节机制，使原本过度紧张的痉挛一侧亦随之松弛，故“可令遂已”。今人凡腿脚抽筋者，总要本能地站起来立一会儿，或走几步，或跺跺脚，通常都能迅速缓解，古人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古代针医关于痹症的治疗原则是“以痛为腧”（见《灵枢·经筋》篇），这个意思就是哪儿有转筋疼痛，就在哪个地方针刺，因此，所谓“立而取之”，其实就是在站立姿态针刺足胫部五腧穴的意思。
原文：
痿厥者，张而刺之，可令立快也。
说解：
“痿厥”，在古人泛指肢体的麻痹不用，其种类很多，然而此所谓“痿厥”实乃上文“转筋”的对偶句，则是专指手臂的麻痹。按照《金匮真言论》“冬气者病在四肢”的说法，其实也属于冬天的疾病，只不过，痿厥不属于直接遭遇阴寒之气而引发的冬季流行病。《生气通天论》：“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说明痿厥是由秋天疾病迁延至冬季而继发的疾病，故其本质属于内伤性的阳气虚（虚证）。
实际上，上肢麻痹通常是由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根所致。“张”，与“立”相对，乃卧倒、伸展之意（《老子》：“将欲翕之，必故张之”），也就是仰面平卧而五体伸展也。当人取卧位时，颈椎压迫随即减轻，便“可令立快”。另外，凡颈椎病患者，往往伴有眩晕症，而眩晕症在古人即谓之“厥”。一般情况下，眩晕患者多被动倒卧，而眩晕随即缓解，亦谓之“立快”。然而手臂麻痹、眩晕、被动卧床等等，在古人都是脏气不足的典型表现。
由于脏气不足（虚证）的治疗原则是取诸阳之结，因此，这个“张而刺之”，其实就是取颈项缺盆十腧的意思。
《本输》以两组对偶式病症的治疗作为第六节课的结尾，其本意是对五腧系统和缺盆系统的实际应用作出一个典型示范。盖“转筋”属于外感性疾病中的阴气盛，“痿厥”属于内伤性疾病中的阳气虚；转筋的“立而取之”，即取足胫之本输；痿厥的“张而刺之”，即刺颈项之本输；而冬天流行与发作的疾病本来就有深入、严重的意义。由此可见，《本输》作者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而其最终结论也就昭然若揭：无论外感内伤、标本缓急、阴阳虚实，所有疾病的针刺治疗，全都可以囊括在这两套本输系统之中。
前面所耗费的笔墨，全都是围绕着《小针》作者。通过大量地分析和探讨，我们终于可以明晰地确认，《小针》作者作为针刺医学的创始人，他也是《黄帝内经》最名副其实的第一位作者。但是，毫无疑问，对于《黄帝内经》这样的大型著作来说，或者对一门新兴的医学来说，一个人的能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既然我们要探讨《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所以还需要请出《黄帝内经》的第二位作者，这就是《小针解》作者。
前文中曾经附带谈及，《小针解》这篇文章是对《小针》早期版本的注解，然而《小针》的早期版本并没有收录于《黄帝内经》，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创作《黄帝内经》的想法，所以我们看到，《小针解》这篇文章，也就没有“黄帝问曰”、“歧伯答曰”这种造作痕迹。那么，就收录于《黄帝内经》的所有文章来说，《小针解》的写作时间其实比《九针十二原》和《本输》还要早，所以也可以认为《小针解》作者是《黄帝内经》的第一个作者。
《小针解》标题后边有一个“法人”标记，在《灵枢》八十一篇文章中被排在第三篇，这就显示该作者的资格和地位绝对非同一般——他几乎与《小针》作者平起平坐。我们已经知道，第一篇《九针十二原》和第二篇《本输》，对于针刺医学来说，就相当于开天辟地，奠定了这门新医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则第三篇就象征着天地之间的人，其珍贵和重要，亦可想而知。那么，《小针解》这篇文章对《黄帝内经》这部著作的意义，或者对针刺医学这项事业的意义，无疑就是除了理论基础（天）和实践基础（地）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列子·天瑞》：“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合精，万物化生。”
按此说法，人乃天地合精所生，禀受阴阳中和之气，且位在天地中央，似乎还可以看作是天地的本质与核心，或终极目的。
当然，《列子》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人能超越天地，他只是为了强调“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这个基本道理。
我们知道，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任何人无论从事任何一项事业，无论其理论多么高深，无论其技艺多么精湛，都必须应用在人的身上，为社会公众所承认、所接受，才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否则，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纵然苦心孤诣，终归孤芳自赏，毕竟没有丝毫的用处。我们平时说某人事业成功，其实就是指他的才能已然应用于公众，从而创造出了自身的价值。
因此，对《黄帝内经》总编辑而言，所谓“法人”，其实也就是把“人”作为针刺医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意思，也就是如何把《小针》作者的理论推向社会，并实际应用于广大患者的问题。此所以《小针解》具有仅次于开天辟地的重要作用。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针医创始人正是在“人”这个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就是：新式针刺医学在当时并不为社会公众所承认。
虽然他已经确立了针医的理论基础，也确立了针医的实践基础，但是这些伟大的创举只局限在一个人数极少的内部圈子，对整个社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当时的广大民众愚昧无知，他们对于“治病”的理解，已经完全习惯了巫医的祝祷方式，甚至认为没有祝禳醮占祈祷诅咒的治疗，便不是正规的治疗，故宁肯接受巫医们装神弄鬼，也不肯接受新式的针刺治疗。毫无疑问，如果任由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针医势必无从发展，那么一旦针医创始人撒手人寰，这门医学必难免夭折。
如何摆脱当前的困境呢？或者，如何才能扭转习惯势力所造成的偏见呢？或者，如何才能获得社会公众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呢？其实也用不着冥思苦想，答案应该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宣传。因此，对针医创始人而言，宣传工作就成为继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确立之后，最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也就是说，向全社会大力宣传针刺治疗的优越和疗效的神奇，以争取广大民众对针医的认同，这就是 “法人”的固有内涵。
很显然，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小针解》就是大张旗鼓不遗余力为“小针”做宣传的一篇文章，而它的内容也正是极力地鼓吹新式针刺疗法的优越和疗效的神奇，此所以完全符合充任“法人”的条件。
然而，正如历史就是一系列的巧合，实际上，《小针解》的出笼，以及被载入《黄帝内经》，也只是巧合。就在《小针》作者苦于无法融入社会而又无计可施只能坐以待毙的关键时刻，正是《小针解》的适时发表，引发了轰动效应，一下子扭转了社会公众普遍瞧不起新式针医的习惯性偏见，同时也为《小针》作者本人树立起了一座德高望重的丰碑，从而挽救了差点夭折的针医事业。打那以后，针医才开始被社会公众所承认，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此所以总编辑把《小针解》的位次列在《黄帝内经》的第三篇，盖居功至伟也。
之所以说《小针解》是巧合，是因为作为针医创始人，《小针》作者虽然深知舆论的重要，但是作为一介平民，他并不掌握任何舆论资源，而《小针解》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为“小针”做宣传，实出《小针》作者的意外。
因为，如果自己宣传自己，鼓吹自己的学术有多么先进，技术有多么高明，那就如同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没有什么可信度，在古代，不但达不到理想的宣传效果，而且还会遭人耻笑。况且，道家学者讲究的是谦虚、低调，忌讳的是张扬、显摆，若一味地自吹自擂，在道家学者看来，那是很可耻很下作的事情，连想都不敢想。所以，有着深厚道德修养的针医创始人，绝对不可能自己炒作自己。也就是说，《小针》作者绝对不会自己为自己的文章做注解，也绝对不会雇佣亲戚、朋友、同道，或者鼓动门人弟子为自己的文章做注解。因此，《小针解》这篇文章必然出自于和《小针》作者毫不相干、无缘相见的某个人。
实际上，若想把宣传工作做得自然，并且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最理想的方式莫过于找一个外人来现身说法。比如，找一个患者，最好是找一个有较高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让他以自身的患病经历与针刺后的疗效对比，来证明新式针医的优越和神奇。其实古人能够想到以及能够采取的，也只有这种宣传方法。我们知道，这也正是现代的广告商以及主流媒体最常见的宣传手段。
然而古代道家学者受道德观念的约束，不可能象现代的企业家那样，花钱雇一个托儿，虚构一个感人的情节，或者编造一套产品质量如何过硬的说辞，来欺骗社会舆论。故针医创始人所能实施的宣传手段，是要找到一个与自己没有利益瓜葛而自愿吹捧自己的人。也就是说，必须是一个公认的中立人士，而且是一个具有较高社会威望的知名人士，主动地站出来，对针刺治病的问题畅谈体会、现身说法，表达自己对针医由衷的推崇和赞美。因为，任何人都不难明白，只有发自肺腑的赞美，才有真正的宣传效果。
毫无疑问，找到这样一个人的难度相当大，因为这种人出现的概率几乎为零，但是只有这样，才符合古代道家学者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除此以外，针医创始人想不出其它的宣传手段。
当然，如果苍天有眼，真地出现了这样一个与己毫不相干的人，自愿地、无偿地为“小针”做宣传，《小针》作者一定会欣喜若狂，并且肯定会充分地利用这篇文章，比如逢人必讲、四处转发等等。
因此，实际上，《小针解》这篇文章之所以被排在仅次于针医创始人的“法人”地位，并不是因为它的学术水平和理论贡献，而只是因为该作者具有很高的社会影响力，它的标题和内容具有强烈的宣传鼓动效应。
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小针解》作者的真实身份和他的真实意图。
根据《小针解》的内容和文风，该作者的具体身份大致是这样：
1，属于主流知识分子群体（这从其文字风格可以看出，他完全模仿《春秋·公羊传》的文风，而《春秋·公羊传》在汉武帝时期颇为流行，列在官学，居五经之首，说明这个人上过官学）；
2，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上过官学的人显然不会是社会底层）；
3，懂得一些医学常识；
4，与新式针医明显不属同一个派系。
然而同时符合以上四个条件的人，应该就是一个大巫。
那么，合乎逻辑的推断就是，这个人应该是个脑筋比较活络又比较现实的巫医。本来，作为一个大巫，他是打心眼里瞧不起新式针医的（因为针医初创，名不见经传，又没有权势背景），然而由于职业的缘故，曾经听闻或者目睹到一些《小针》作者治病成功的案例，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意识到针医确有独到的先进之处，故而对新式针刺技术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对《小针》作者公开发布的针医讲义——《小针》——也下了相当的功夫来研究，到后来，茅塞顿开，颇有感悟，自谓尽得针法之精妙，于是迫不及待地予以解说。然而其发表这个解说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弘扬针道，而仅仅是为了吹嘘他自己的针技已经高到了极点，丝毫不亚于那个针医的开山鼻祖。其实是他自己也打算开展针刺治病的业务，只因初学乍练，唯恐社会公众对他这两下子不信服，所以写下这篇《小针解》，拉大旗作虎皮，表面上是吹捧、神化《小针》和《小针》作者，实际上是自吹自擂，神化他自己。
正因为该作者原本属于针医的对立派系，且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一旦看到这篇《小针解》，《小针》作者便如获至宝，喜出望外，立马作为最重要的针医文献四处转发，具体应该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这篇《小针解》充分表明自己创立的新式医学已经得到了巫医界（在当时就属于“医务界的主流”）的承认，因此对于针医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顺利打入医疗市场，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宣传材料；另一方面，还能团结、感化其他的巫医，促使更多的巫医放弃门户之见，尽快地向针医转化，以全面推动整个医学领域的弃旧图新。
但是，也正因为《小针解》的作者其实是个巫医，除了擅长装神弄鬼，对针医理论却是一窍不通，所以他的解说词基本上都属于驴唇不对马嘴。
明白了这些历史背景，再来看《小针解》这篇文章，才能比较顺畅地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