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暴风雪 于 2015-2-23 19:01 编辑
原文：
黄帝曰：余闻五脏六府之气，荥、俞所入为合，今（原本做令，据《太素》改）何道从入，入安连过？愿闻其故。岐伯答曰：此阳脉之别入于内，属于府者也。 说解：前边讲的是五脏变生疾病的针刺治疗，现在要开讲的是六腑发病的针刺治疗。 由于五脏变生的病形非常复杂，所以相应的针刺治疗也很复杂，而六腑变生的病形非常简单，所以其针刺治疗也就非常简单——只要瞄准了六腑各自的合穴就行。很显然，这段话讲的就是合穴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除了放血以外，巫医的所有针刺治疗技术都来源于对针医的模仿，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具体到《小针解》作者，其模仿《小针》作者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自打加入针医，他就有了观摩专家门诊的方便条件，所以，看到《小针》作者什么病扎哪儿，他就会知道什么病扎哪儿。由于《小针》作者经常使用五腧穴，而且，《小针》作者很可能把自己编写的《本输》这篇文章给他看过，于是他也就知道了五腧穴是一组非常重要的腧穴系统。从这点来看，他的学习、模仿能力，确实是超强的。但是，为什么什么病要扎哪儿，这种涉及到病理机制的问题，《小针》作者没有讲，他当然就不知道。于是，只能按巫医理论胡乱琢磨。 在这个巫医看来，井荥腧经合这个腧穴组合，就是人体脉气流行的一条路线，而且，《小针》作者也早就有言在先：“所入为合”，所以他才会附和着说“五脏六府之气，荥、俞所入为合”。 但是与此同时，他还坚持认为，体腔内的脏器（五脏六腑）最重要，所以人体脉气首先要灌注于五脏六腑，而合穴正是这组腧穴中最接近体腔的穴位，那么五脏六腑的脉气必然直接来源于合穴。也就是说，在他的心目中，由于合穴的脉气能够直接灌注于腔内脏器，因此也是邪气得以中于五脏六腑最为直接、最为关键的一个门户。这才是“余闻五脏六府之气，荥、俞所入为合”这句话的根本意图。 由此可见，他的这个观念的核心，仍然是基于巫医的发病原理：按照他“中于阴则溜于腑”的固有理念，邪气在“中于阴”（即进入臂胫内侧）以后，其实本来应该沿循三阴经脉的“荥、俞所入为合”这条路线，首先抵达腔内的五脏，只是在抵达五脏以后，由于“脏气实，邪气入而不能客”，于是邪气只能在无奈之下原路折返，先是返回到臂胫内侧，然后通过阴阳经脉之间的横向联络（十二经络脉的位置皆在膝肘以下），转入到三阳经脉，再沿循三阳经脉的“荥、俞所入为合”这条路线，并最终越过阳经的合穴，才能直达六腑。这才是“此阳脉之别入于内，属于府者也”这句话的根本意图。 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今何道从入？入安连过？”这种忙不迭地接连设问，明显地带有一种身陷绝境以后的焦躁恐慌感，那其实是在设身处地为邪气谋划：在五脏碰壁以后，只能由原路折返，然而又面临无路可走的绝境，下一步可该怎么办呢？“入”，进入。“过”，经过。“连过”，即没有阻挡地连续经过，其意义相当于现代所说的“直达”。 由此可见，这个巫医确实是真心实意地信奉“邪气中人”的发病原理，而且，他还把《小针》作者说的“所入为合”，想象成邪气得以直达腔内脏腑的高速路了。
原文：
黄帝曰：荥俞与合，各有名乎？岐伯曰：荥俞治外经，合治内府。
说解：
这一句问答有点无厘头，因为它属于非常明显的所答非所问，似乎这个作者糊涂透顶，一个很简单的提问就把他绕迷糊了。但是，我们看到，本文后边还有一个“合各有名乎”的提问，而其答复非常贴切，说明该作者并没有弱智到看不懂提问的程度。因此，根据上下文，我们应该把这句话中的“各有名乎”，更改为“各有治乎”，盖形近而误也。这样一来，再看其答复的“荥俞治外经，合治内府”，其实是完全切中提问的。顺便说一下，给古书的疑难处做文字考证，往往并不需要洋洋洒洒地引经据典，或者枯燥艰涩地发掘文物，仅靠逻辑思维的常识就行。
此所谓“外经”，即“中于阳则溜于经”所引发的病症，也就是单纯发冷发热的表证，故可以通过针刺荥穴、腧穴来治疗。《灵枢·热病》：“热病而汗且出，及脉顺可汗者，取之鱼际、太渊、大都、太白”。
此所谓“内府”，即“中于阴则溜于腑”所引发的病症，也就是以消化系或泌尿系异常为主症的六腑疾病，则必须通过针刺合穴来治疗。《灵枢·四时气》：“邪在腑，取之合”。
本来，对西汉中早期的巫医而言，他们对于单纯发冷发热的表证，只有静脉放血一种治法，而对于五脏六腑疾病，则除了符水之类的神术，全无特定的治法。现在既然已经加入针医组织，就要尽可能汲取针医的先进治疗手段。所谓“荥俞治外经，合治内府”，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汲取心理，而且其灵感也确实是完全来源于针医的针刺治疗技术。
本帖最后由 暴风雪 于 2015-2-25 21:57 编辑
原文：
黄帝曰：治内府奈何？岐伯曰：取之于合。 说解：这一句问答与上一句问答的后半句的意思完全重复了。如果按古代文言文的通例来看，这种字句和语意完全重复一遍（而且还是紧接着）的叙述方式，绝对是不正常的，因为，古代文人都非常一本正经，且惜字如金。 但是我们也肯定知道，无论古今中外，人际交流中，其实并非没有重复提问的可能。譬如我们就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提问：“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或者：“我是不是听错了，你能再确认一次吗？”由此可见，大凡重复提问，其语气中都含有一种对某件事情不敢相信、非常惊讶、迫切需要对方再次确认一下的强烈情绪。因此，实际上，该作者采取这种故作惊讶的先重复发问、再重复确认的修辞方式，目的就在于极尽炫耀：六个合穴的重要性非同一般，不但可以分别包揽六腑疾病的治疗，而且其疗效之神奇，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因为，在这个巫医看来，他所汲取的这些针刺治疗技术，在当时都是最为先进的，而他所面对的这些门人弟子，尚且处于懵懵懂懂阶段，对于针医的具体操作技术，最多只有耳闻，肯定还没有熟悉和掌握，所以，他以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式极尽炫耀合穴之神奇，其实无非是为了吹嘘自己的针术确实非常神奇，已经到了你们这些普通学员都难以置信的程度。
原文：
黄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入（入字原脱，据《太素》补）于三里，大肠合入于巨虚上廉，小肠合入于巨虚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阳，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胆合入于阳陵泉。
说解：
这是六腑的六个下合穴的首次集中亮相，然而该系列腧穴本来出于《本输》，其理论根据是“六腑皆出足之三阳，上合于手者也”。于是由此可见，《邪气脏腑病形》作者确实读过《本输》这篇文章。只不过，很显然，他把人家的“下陵（三里）”这个本名更改为“三里”，把人家的“阳之陵泉”这个本名更改为“阳陵泉”，把人家的“委中”这个本名更改为“委中央”了。这种擅自更改既有腧穴名称的举动，其唯一的意义就在于，此人试图营造一个假象：似乎这六个具有神奇效能的下合穴是他首先发明的，所以也是由他正式命名的。
但是，实际上，巫医根本不可能发明六个下合穴（因为巫医不是针医），而且，这个巫医作者关于下合穴的理解也明显有误。他先把六腑的合穴想象成邪气进入六腑的最后一道门户，然后又想象进入到六腑的邪气还能够返原路回到合穴并通过合穴排泄出来，所以他在显示合穴的神奇效能的时候，极力强调的是从六腑“入于”合穴的过程。比如，其所谓“胃合入于三里”，其实就是想象胃中的邪气还能够“入于三里”，于是医生也就有可能借助针刺手段从“三里”这个穴位把邪气排泄出去（其描述其余五腑亦各入于合穴，概皆依此类推）。很显然，这种想象是非常幼稚的，说明他根本不理解《小针》作者关于五腧穴的构思。
原文：
黄帝曰：取之奈何？岐伯答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虚者，举足取之；委阳者，屈伸而索之；委中者，屈伸而取之；阳陵泉者，正竖膝予之齐下，至委阳之阳取之；取诸外经者，揄申而从之。
说解：
“低跗”，即脚掌下垂，“举足”，即脚掌抬高，这其实是活动一下踝关节的意思。委阳和委中都在腘窝部位，取这两个穴位时的“屈伸”，显然都是指膝关节的活动。“正竖膝予之齐下，至委阳之阳取之”，是说让患者下蹲，或者把腿蜷起，使膝盖抵住腹部，则委阳穴外侧腘窝纹线之端点，即阳陵泉也。其实是髋关节和膝关节一起活动的意思。
“取诸外经者”，即针对“邪气中于阳则溜于经”的针刺治疗，其实就是给浅静脉放血的意思。“揄”，《说文》：“引也”，即收缩。“申”通伸，即伸展。故“揄申”也是做屈伸动作的意思。把患者的小腿来回屈伸几次，使其下肢血液循环量增大，于是静脉得以充分暴露，以利于针刺放血，此即谓之“取诸外经者，揄申而从之”。
这一段话的本意是：针刺六腑下合穴之先，都必须使与之相关的关节做一个或几个屈伸动作。只不过，他故意说得含含糊糊，让人费解。这是因为，除了放血时候的“揄申”以外，其余的屈伸动作完全没有必要，这些含糊其辞只是为了给“合治内府”蒙上一层更加神秘兮兮的外衣。
原文：
黄帝曰：愿闻六府之病。岐伯答曰：面热者足阳明病，鱼络血者手阳明病，两跗之上脉坚，若（原本坚做竖，无若，据《太素》改）陷者，足阳明病，此胃脉也。
说解：
此所谓“六腑之病”，其实是指六腑疾病的诊断标准。该作者的意思是，凡见面部充血发热者、手部鱼际充血发热者、两个脚背上的静脉特别凸显者、或者特别凹陷者，这些都是手足阳明经脉发病的标志。然而足阳明胃又是“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素问·五脏别论》语），所以凡是六腑的疾病都必然首先以手足阳明经脉发病的形式表现出来。
原文：
大肠病者，肠中切痛，而鸣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即泄，当脐而痛，不能久立，与胃同候，取巨虚上廉。
胃病者，腹瞋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取之三里也。
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睪而痛，时窘之后，当耳前热，若寒甚，若独肩上热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间热，若脉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阳病也，取之巨虚下廉。
三焦病者，腹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水，留即为胀。候在足太阳之外大络，大络在太阳少阳之间，亦见于脉，取委阳。
膀胱病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热，若脉陷，及足小趾外廉及胫踝后皆热，若脉陷，取委中央。
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淡淡，恐人将捕之，嗌中吤吤然数唾。在足少阳之本末，亦视其脉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热者取阳陵泉。
说解：
这一段文字，主要讲述六腑的病形及其治疗，而且，每一腑病形的治疗，就是取这个腑的下合穴。这显然正是他提前讲述六腑下合穴之重要性的目的。
然而，我们看到，这个巫医其实早已经把五脏六腑的疾病统一作为“五脏之所生，变化之病形”，在前面详细介绍过了。非常明显的是，“虫毒蛕蝎腹热”、“食不化，下嗌还出”、“善哕”、“遗溺”，“洞泄”这些绝对属于六腑的病形，都被他确切地划归到了“五脏之病变”。而其中的“食不化，下嗌还出”，与“膈咽不通，食饮不下”，本来就是同一种病形（都是吃不下饭）；“洞泄”，与“冬日重感于寒即泄”，本来也是同一种病形（都是腹泻）。
由此可见，这个巫医本来把五脏六腑统一作为内脏来看待，而只是以“五脏”作为所有内脏的代称。另外，我们也看到，其极力推崇的“色、脉、形肉”这些诊断方式，就已经包括了对六腑疾病的诊断。因此可以断定，该作者本来并不知道六腑病形应该单列出来。
因此，现在又单独列出六腑的病形，其实都是东拼西凑从针医那里抄袭来的，而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装扮出一个正宗针医的形象。亦正由于这些抄袭来的内容都不是他本人的学术主张，所以才被其忝列于文章之末。否则的话，按正常人的思维顺序，他本来应该先讲述六腑的病形及病理机制和诊断要领，最后再讲述下合穴的名称、治疗效能和取穴方法。
比如：
他所说的胆病病形“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淡淡，恐人将捕之”，就是抄袭《四时气》中的“善呕，呕有苦，常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
他所说的胃病病形“膈咽不通，食饮不下”，也是抄袭《四时气》中的“饮食不下，膈塞不通”。
他所说的小肠病形“小腹痛，腰脊控睪而痛”，也是抄袭《四时气》中的“小腹控睾，引腰脊”。
他所说的三焦病形“腹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也是抄袭《四时气》中的“小腹痛肿，不得小便”。其关于三焦病形的治疗“候在足太阳之外大络”，亦是抄袭《四时气》中的“取之太阳大络”。
……
于是由此可见，这个巫医作者肯定还看到过《四时气》这篇文章。
总之，该作者关于六腑的病形，以及六腑的六个下合穴的神奇效能的讲述，其实都是抄袭针医的学术成果。虽然古人不以学术剽窃为意，但他的毛病在于，刚刚剽窃来，还似懂非懂，便迫不及待往自己脸上贴金。
另外，通过这段话中频繁出现的“脉陷”这个词，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巫医的浅薄和昏乱。
所谓“脉陷”，作为一个医学术语，在针医，特别是在《经脉》篇，本来是指一种脉象，而脉象，本来是指动脉的搏动。但是这个巫医完全弄颠倒了。
本篇作者所谓“在足少阳之本末，亦视其脉之陷下者灸之”，显然是意在参照、模仿《经脉》篇“陷下则灸之”的旨意。但是，“在足少阳之本末”这个部位，并没有动脉。再者说，动脉的脉象只能用手指“摸”出来，根本不可能用眼睛“视”而得见。由此可见，他所说的“视其脉之陷下者灸之”，其实是指足背之上起于小趾次趾之间的浅静脉（亦即外踝交通静脉），而与动脉的脉象无关。
另外，实际上，六腑疾病根本不会出现脉搏陷下的脉象。这是因为，相对五脏而言，六腑为表、为阳，其病情必然较为轻浅，而“陷下则灸之”，本来是指特别严重的五脏疾病，全身的脉搏都几乎摸不着了，针刺手段对此已经无能为力，故只能以灸法勉强应对。
原文：
黄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气穴，无中肉节。中气穴，则针游于巷；中肉节，即皮肤痛；补泻反，则病益笃。中筋则筋缓，邪气不出，与其真相搏，乱而不去，反还内着。用针不审，以顺为逆也。
说解：
最后，所谓“刺之有道乎”，是指出针刺法治疗六腑疾病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务须严格遵守。
按照巫医的构想，由于邪气最后是从合穴进入到六腑的，所以治疗六腑疾病，就只能针刺合穴。故“必中气穴”的意思是，必须准确刺中合穴，这样才能把邪气引出来，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除了准确刺中合穴以外，还必须掌握好针刺合穴的深度：太浅了，就是“中肉节”，会造成“皮肤痛”；太深了，就是“中筋”，会造成“筋缓”，也就是肌腱损伤，有可能丧失运动功能。这两种情况都属于“补泻反”，尤其是针刺太深，邪气不但出不来，还会趁此机会愈加深入，反而加重病情。故只有适宜的针刺深度，才是“中气穴”，既不会造成皮肤痛，也不会损伤肌腱。总之，如果“用针不审”，其效果必与预期相反。
但是，最准确的合穴位置在哪儿，他不说；最适宜的针刺深度是多少，他也不说。其唯一给出的一个客观指标是“针游于巷”。然而所谓“针游于巷”，就是把针刺入软组织深处的过程，手下没有任何阻挡感，就像刺入空巷一样，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可见，该作者提出的这些注意事项不但含含糊糊、模棱两可，而且根本无法做到。因此，这个所谓的“刺之有道”，其实是忽悠那些门人弟子的。如果某学员按照“合治内府”的法则没有把病治好，那可不能怨我，只能怨你自己“用针不审”：不是没有扎准穴位，就是深浅度没有掌握好，要不就是该做的动作没有做到位——总之没有这个巫医的任何责任。
看过前面四篇文章的分析讨论，我想很多读者或许会深感失望。因为，根据前文提供的证据，我们不得不承认，《黄帝内经》这部鸿篇巨著，其实是针医与巫医相互利用相互妥协的产物，而其创作之初的阵势，即由《小针》作者和《小针解》作者各占半壁江山，实际上已经奠定了针医与巫医长期并存荣辱与共的战略同盟协作伙伴关系。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战略同盟毕竟是由针医主导的，故《黄帝内经》主要体现的还是针医的学术思想，而其前四篇文章充其量只是拉开了《黄帝内经》的序幕，那么，现在让我们进入到第五篇——《根结》篇，开始领略正剧的创作过程。
《黄帝内经》的正剧，或者主题，其实是十二经脉，而十二经脉的精髓，或者主干，就是三阴三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因此，若要证实十二经脉的存在，首先要证实三阴三阳的存在。此所以《根结》篇即意味着序幕已经拉开，正剧即将开演。
但是我们要知道，能够主持正剧开演的人，只能是总导演。具体到《黄帝内经》的创作，能够从阐明三阴三阳入手，再循序渐进推导出十二经脉的人，只能是针医创始人——《小针》作者。因为，身为针医创始人，《小针》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推出十二经脉并以之作为针医的理论纲领（否则的话，也就不会存在针医这个学派）。因此，《根结》这篇文章，其实仍然是他给门人弟子授课的内容。那么，如果说《本输》篇是他讲授的第六节课，则《根结》篇就是第七节课。
在古代，五这个数字代表天地相交，《说文》：“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午是正中心的意思），故具有核心机密的意义。而所谓“五法音”者，即音乐演奏必须给知音的人听，才有意义。故其暗含的意思是，这篇文章属于核心机密，只能传授给最知己、最可靠的嫡系（实际上，《灵枢》前九篇文章皆有“法天”、“法地”……“法野”标记，都是强调该文章的神秘性，意思是不可轻易示人，不过《根结》篇的“五法音”确实是真心保密）。这是因为，本文涉及针医最重大的核心机密，即三阴三阳的解剖学起源，以及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即三阴三阳的发病规律和治疗法则。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自打《根结》篇提出三阴三阳开合枢理论，一直被后世医家视为最神秘的核心理论。
当然，把《根结》安排为《黄帝内经》的第五篇，肯定不是《小针》作者的意思。现在的这种篇目顺序，只能解释为《黄帝内经》的总编篡是深得《小针》作者心传的嫡系门生，所以能够深刻领悟师尊的本意。
毫无疑问，针医必须以十二经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而针医创始人论证三阴三阳的解剖学起源，只能是效法天地阴阳，追溯于生命之先天起源。此所以《根结》篇一上来就从天地阴阳开始说起。
原文：
歧伯曰：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阴阳之道，孰少孰多？
说解：
与其它篇章显著不同的是，《根结》篇的开头没有“黄帝问”，直接就是“歧伯曰”。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不算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既要探讨《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就得非常注意这些编撰细节。毕竟，我们都知道，按照《黄帝内经》的编辑惯例，本来应该以“黄帝问”某个问题作为引子，再引出“歧伯曰”的侃侃而谈。
非常明显，本篇的第一句话，“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阴阳之道，孰少孰多”，本来就是一个很恢弘的问题。那么，如果安排为“黄帝问”这个问题，下来再安排“歧伯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顺情顺理、非常合乎编辑惯例的。而如果以“歧伯曰”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反倒会觉得很别扭，因为“歧伯”接下来还要应对自己的提问。故这种自问自答的叙述，已经明显违反了《黄帝内经》既定的格式和惯例。
因此，很显然，坚决把黄帝排除在外，不让黄帝参与“根结”的讨论，是《根结》作者特别在意并且执拗而为的一件事情。
但是，什么样的人物可以随意把黄帝开除出《黄帝内经》呢？除了针医组织的最高领袖，除了《黄帝内经》的首创作者，还能有谁！故由此可以断定：《根结》篇的作者就是针医创始人，就是《小针》作者。
现在，有必要明确一下《黄帝内经》中黄帝和歧伯这两个主要人物的原型。而且，还有必要提醒诸位，文学作品中的虚拟人物，实际上都来自于原作者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故具有现实人物的代表意义。
按《黄帝内经》的描述，歧伯的身份是帝师，他具有最高级别、几乎无所不通的针医专业技能，这显然是针医创始人对自己的定位（在他去世以后，歧伯也是其他《内经》作者对自己的定位）。因此，歧伯这个人物的最初原型，其实就是《小针》作者本人，故代表针医。而书中的黄帝，虽然权势地位高于歧伯，但是在针医技术方面与巫医差不多，基本上什么都不懂，实际上就是《小针》作者贬损为“粗守形”、“粗守关”的巫医。因此，黄帝在《黄帝内经》中的定位，或者黄帝这个人物的最初原型，其实就是《小针解》作者。根据前面的分析论证，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巫医虽然不懂得针医技术，但是对针医抱有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爱好，而且手眼通天，其权势地位和社会声望都高于《小针》作者，故以之比拟为黄帝。
也就是说，《黄帝内经》的中期创作，就是《小针解》作者皈依针医以后，经常不断地向《小针》作者请教关于针医的各种问题，而《小针》作者亦必然会尽可能耐心细致地予以解答，于是才衍生出“黄帝问”、“歧伯曰”这样一种虚拟定位。很显然，唯有这种定位格式，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这个巫医的面子，让这个针医二号领袖得到心理上的最大满足。只不过，他没有意识到，“歧伯”心目中的“黄帝”，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
但是，对《小针》作者而言，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必须有问必答，真正的核心技术还必须保密。因此，实际上，《黄帝内经》中凡是标明歧伯与黄帝应答的篇章，即表明这些内容都是与巫医公开讨论过的，不需要保密。而如果没有黄帝参与，只标明歧伯一个人的讲演（譬如《根结》篇），或者没有标明人物的单个人讲演（譬如《终始》篇），即表明这些内容都是绝密级，不可以和巫医讨论，也不能让巫医知道。
这是因为，《根结》这篇文章，是《小针》作者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也是其毕生心血的结晶。按照古代工匠固有的保密意识和保守传统，这种文章属于必须“藏之金櫃”的秘籍，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才可能拿出来传授给最可靠的嫡系门生。无论如何，《小针》作者恒定着一个信念，凡是核心技术都必须对以《小针解》作者为代表的巫医严格保密，这就是本文开篇没有“黄帝问”（坚决不让黄帝参与）的缘故。
当然，这些对巫医严格保密的规矩，只在针医初创时期有效。及至《小针》作者晚年，针医已经发展成为官府确认的唯一正统医学，巫医则整体没落，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只能全数皈依针医，从此两家俨然同源同宗同门，再没有派别隔阂，于是也就没有针医对巫医保密一说了。这种情况反映到《黄帝内经》的创作，就是先期创作的《灵枢》中尚有较多文章没有黄帝参与，后期创作的《素问》中就一律允许黄帝参与了。
关于四季轮替的动因，在春秋以前，人们的认识比较模糊。由于当时流行盖天说，即天圆地方说，以为天主动而地主静，故四季轮替气候变化也只能是天动的结果，而与静止的大地没什么关系。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即说明春秋时期的思想界仍然停留在“天主四时”的水平。
到了战国时期，出现浑天说，即地心说，于是也就有了“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见《易传·系辞下》）、“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见《吕氏春秋·孟春纪》）之说，人们开始认识到季节变化本来是天与地两个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这实际上就是阴阳学说之滥觞，并直接导致了以“序四时之大顺”为研究对象的阴阳学派的兴起。《吕氏春秋·大乐》就清楚道出了阴阳学说与浑天说的渊源关系：“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而复始，极则复返，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按此说法，正是天球的转动（天地车轮）以及天地的交互感应（阴阳离合），才有了寒暑轮替和昼夜长短变化，故天地才是最大也是最初的阴阳。
是故“天地相感，寒暖相移”一语，其实正是阴阳家的基础理论。很显然，“天地相感”比“天主四时”具有较多的理性成分，它以阴阳二气此升彼降此进彼退互为移易来解释寒暑的消长进退，从而真实地揭示出四季轮替的本质。
由“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以及“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可知，阴阳学派其实是道家学派的一个分支，只是以四时气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针医创始人正是这样一个以道家学说为根本宗旨的阴阳家，该学派既以“序四时之大顺”为主要任务，所以他首先认定“寒暖相移”是“天地相感”所致。
那么，既然春夏秋冬四季象车轮一样循环轮替，则天地间的阴气数量和阳气数量就应该在总体上相等，不存在谁多谁少的问题。但是，阴阳二气真是在总量上相等么？所谓“阴阳之道，孰少孰多”，就是在表达这样一个疑问。
原文：
阴道偶，阳道奇。
说解：
很显然，这是对“阴阳之道，孰少孰多”的答复。
奇偶本是自然数的固有属性（每一个自然数非奇即偶），而阴阳家喜欢用数字（主要是一、二）来标记阴阳，故《易传》有“阳卦奇、阴卦偶”之规定，于是奇偶也就成为阴道和阳道的固有属性。然而这种标记其实等于明确宣布：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在数量上并不相等。须知这是在回答“阴阳之道，孰少孰多”的问题，则“奇偶”肯定具有“多少”的含义。那么，“奇”为单数一，显然是数量较少的意思；“偶”为双数二，显然是数量较多的意思。因此，“阴道偶、阳道奇”的本意就是：天地的本初状态，就是阴气在总量上居多，阳气在总量上偏少。也就是说，在阴阳家看来，天地在总体上看，本来是一个“阴多阳少”的偏重态势。这是因为，阴阳学说起源于浑天说，而浑天说以大地为宇宙的的质量中心，所有的天体都附丽于大地，围绕着大地旋转，故大地的气量必然大于所有天体的气量。
既然“阴道偶、阳道奇”是天地的自然规律，那么，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动物植物当然也须顺应这个规律，于是“阴多阳少”也就应该是一切生命体的正常生理态势。于是又引出下面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