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内经>时代》补注

河间金栋

⑵张景岳编《类经》：即张介宾《类经》。

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又号通一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四川绵竹，其先于明初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迁浙江会稽。父张寿峰为定西侯客，14岁随父进京，学医于京畿名医金英（梦石），得其传。青年时期未以医为业，从军。“壮岁好谈兵击剑，思有所用于世”（《景岳全书·鲁序》）。游燕冀间，从戎幕府，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因无成就，返京师，专心于医术。张氏名医噪京师，“时人比之仲景、东垣”，“延边大帅皆遗金币致之”。（黄宗羲《南雷文定·张景岳传》）后返会稽行医，其间到过西安和河南，为河南学政叶秉敬之母看病。《类经》刊行，叶氏给予大力赞助。

张氏早年崇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中年后，以《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据，并受张元素影响，转而抨击丹溪，“医法东垣、立斋”。受王冰影响，并发挥说命门之火为元气，肾中之水为元精。无阴精之形，不足以载元气，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亦常不足之说，成为温补学派主要人物。

张氏著有：《类经》32卷，《类经图翼》11卷，《附翼》4卷，《景岳全书》64卷。另有《质疑录》1卷。有人疑为伪托。张氏重《易》，并受王守仁“心学”影响。强调“医易同源”，“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他说：“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必须“摭易理精义用资医学变通”。易论阴阳，医用阴阳，抓住它，就能“运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张氏接受“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观点，阐发阴阳互根之理，指出阴阳“彼此相须”，缺一不可。如气为阳，精为阴，“精之与气，本自互生”。所以，“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

基于以上认识，张氏对河间、丹溪之说，进行强烈抨击。“刘、朱之言不息，则轩、岐之泽不彰”。撰《大宝论》、《真阴论》，提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因而阳非有余，人之真阴亦常不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张氏自制左归、右归饮和丸，分培左肾之元阴和右肾之元阳。

在诊断治疗思想上，张氏强调辨证论治、辨证求本。张氏提出二纲、六变之说，二纲指阴阳，六变指表里、虚实、寒热，抓住六变，才能掌握病本。张氏认为“诸病皆当治本”，治本是最重要的治疗。张氏提出的一些论点，如“药贵专精，尤宜勇敢”；“知邪正，权轻重”；“辨虚实”；议补泻；论逆从；活法探病；“不治之治”等，都是讲辩证施治的。

张氏临证经验丰富，提出不少有益见解。如关于命门学说的发挥，关于问诊的分析，关于煤气中毒及其预防方法的探讨，关于卒中与外感中风的辨别，关于急病的处理，关于精神心理治疗的作用，关于诈病的揭露等，都富有启迪。张氏善于熟地，被人称为“张熟地”，强调甘温固本。但必须指出，张氏并非不问病因，一味温补，完全弃置寒凉不用的。

对张介宾，赞之者多，贬之者不少。叶秉敬誉《类经》为“海内奇书”。黄宗羲谓，“二千年来，医家之书盛于世者，张景岳《类经》、赵养葵《医贯》。然《医贯》一直半解耳。《类经》明岐黄之学，有王冰所未尽者，即学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后能通之”。清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其书辨疑发隐，补缺正讹”，“蘼不殚精极微，丝毫无漏”。陈修园则专作《景岳新方砭》以为“皆拾前人之糟粕”，并说，左归丸直“厨子所造之八仙菜”。张介宾作为温补派主要人物，其功不可没；但过于强调温补，造成流弊，亦不可辞其咎。（《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第九章明代医学》）

《中医大辞典》：“张介宾（约1563-1640）明代著名医家。字景岳，又字会卿。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先祖原是四川绵竹县人，因有军功被认为绍兴卫指挥。他幼年随父亲到京城，十几岁时，从名医金英学医；中年从军，曾到过河北、山东等地。由于多年没有得到功名，于是回乡致力于医学。日久，名医大振。他对《素问》、《灵枢》很有研究，先后用了三十多年功夫编成《类经》，以类分门，详加注释，条理井然，便于寻览学习。又编有《类经图翼》、《类经附翼》、《质疑录》。晚年结合过去临床经验，辑成《景岳全书》。他在医学理论方面，起初对朱震亨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相当信服，中年以后，根据《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等道理，对朱震亨的上述理论又大加反对，提出‘阳非有余’及‘真阴不足’、‘人体虚多实少’等理论，主张补益真阴、元阳、慎用寒凉和攻伐方药，在临证上常用温补方剂，被称为温补派。他的著述和学说，对后世医学有较大影响。”

《类经》：高校教参第二版程士德《内经》：“张介宾……他精研《内经》凡三十余载，数易其稿，著成《类经》，是现存分类注释《内经》最完整的著作。张氏采用从类分门的方法，将《素问》、《灵枢》的全部内容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十二大类，凡三十二卷，三百九十篇，经文虽因类分而颠倒，但仍一一注明出处篇名，以便查核，且有详尽的注释。由于张氏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之文字简明畅达，所以他的注释多能结合实际，特别是一些重要的问题，除注释外，还结合临床实践体会，用‘愚按’的形式，进行专题发挥，此书为学习研究《内经》者所必读。”

《中医大辞典》：“《类经》：书名。明·张介宾撰。32卷。刊于1624年。本书将《黄帝内经》中的《素问》和《灵枢》二书内容重新调整归类，改编而成。分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12类，每类又分若干小类，并附文。由于内容以类相从，故名《类经》。书中将《内经》原文作了较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解释，是学习和研究《内经》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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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最新的大部头《内经》注本：到目前为止，研究《内经》最重要而有成就的一部著作是中医经典研究大系-由王洪图任总主编而编撰的《黄帝内经研究大成》（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黄帝内经》既是中医学的第一经典，为业医者必读之书，同时它又蕴藏着极其丰富而又深奥的中国传统文化众多学科的知识宝藏。自其问世至今两千余年来，吸引着国内外无数学者从医学、哲学、历史、语言、文字、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生物、社会等多学科角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仅有关研究专著即达四百余部，学术论文何止万篇。为便于广大读者全面地和正确地理解这部博大精深的《黄帝内经》，阅读到散在于浩如烟海的中医文献中有关《黄帝内经》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了解当代研究《黄帝内经》的水平和动态，特别是为了向各个学科有志于研究《黄帝内经》的专家、学者提供从古至今有关研究《黄帝内经》的全面、系统的基础资料，本书编委会在这部巨著中汇入如下内容：《黄帝内经》文献及语言文字研究、《黄帝内经》学术研究发展史、《黄帝内经》理论研究、《黄帝内经》病证与临床研究、《黄帝内经》多学科研究与实验研究、《黄帝内经》近代校释珍本辑录、《黄帝内经》研究文献汇编，共七编四百五十万字，名之曰《黄帝内经研究大成》。

本书是以中国专家为主并特邀日本国、韩国部分专家集体撰著而成，不仅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与经验，也奉献出全体作者的研究心得和最新研究成果。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学术界完成了对两千多年来《黄帝内经》研究工作的第一次总结。（互联网《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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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是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之一的《尚书》注本。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第二编尚书概论》：“至于十三经所用之注，则为伪孔安国《传》。此传虽题孔安国撰，实与伪古书《尚书》同出王肃伪造，可以不阅。孔颖达据伪孔《传》为疏，除有小处可采外，亦不足观。”

唐初《五经正义》的第二部，孔颖达、王德韶、李子云等奉诏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复审，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等人刊定。此书凑合《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并采用伪孔安国《尚书传》，将伏生本《今文尚书》20篇分为33篇，加上所谓的出自孔宅夹壁的《古文尚书》25篇，定为58篇，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经书。流传几千年，对后世影响巨大。孔颖达等在此书《正义》中较多地谈到了天与人的关系，反复阐明用天道治理民众的道理。他们是以君为师，而不敢像孟子、杨雄那样以师自任，这是汉代以后尤其是当时现实的反映。但是如果君主不好好地治理百姓，就是违背天意，这时，天就会离他而去。也即“天不可信”。这些观点都是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另外，此书还保存了不少旧说典故，在训诂学上也有较大的价值。（互联网《百度百科》）

正义：《辞海》：“③指语言文字上恰当、正确的含义。中国古代常用作注释经史的书名。如唐代孔颖达等有《五经正义》，张守节有《史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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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木生子实，其味多酸：《尚书·洪范》：“三曰木……木曰曲直……曲直作酸。”孔安国《传》：“木实之性。”孔颖达《正义》：“木生子实，其味多酸。五果之味虽殊，其为酸一也。是木实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

金栋按：《礼记·月令·春》：“其味酸，其臭（音嗅xiu）羶。”郑玄注：“木之臭、味也。凡酸羶者皆属焉。”孔颖达《正义》：“通于鼻者谓之臭，在口者谓之味。臭则气也，《尚书》孔《传》云：‘木实之性。’然则木实酸，凡草木所生，其气羶也。”

《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味酸。”高诱注：“木味酸。酸者钻也，万物应阳钻地而出。”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酸。”高诱注：“木味酸。酸之言钻也，万物钻地而生。”

班固《白虎通·五行》：“木味所以酸何？东方万物之生也。酸者以达生也，犹五味得酸乃达也。”

萧吉《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木所以酸者，象东方万物之生。酸者，钻也，言万物钻地而出生，五味得酸乃达也。《元命苞》云：‘酸之言端也，气始生，专心自端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木生酸。”王冰注：“凡物之味酸者，皆木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曲直作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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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尚书·洪范》：“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孔《传》：“焦气之味。”孔《正义》：“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为焦味，故云‘焦气之味也’。嗅之曰气，在口曰味。”

金栋按：《礼记·月令·夏》：“其味苦，其臭焦。”郑注：“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属焉。”孔《正义》：“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书》孔《传》云：‘焦之气味，火烧物焦，焦则味苦。’”

《吕氏春秋·孟夏纪》：“其味苦。”高诱注：“火味苦。”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苦。”高诱注：“火味苦也。”

《白虎通·五行》：“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长养，苦者，所以长养也，犹五味须苦可以养也。”

《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火所以苦者，南方主长养也。苦者，所以长养之。五味须苦，乃以养之。《元命苞》云：‘苦者，勤苦乃能养也。’《方言》：‘苦，快也，臭焦者，阳气蒸动，燎火之气也。’许慎云：‘焦者，火烧物，有焦燃之气。’夏气同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火生苦。”王冰注：“凡物之味苦者，皆火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炎上作苦。’”

《素问·五运行大论》：“火生苦。”王冰注：“物之味苦者，皆始自火之生化也。甘物遇火，体焦则苦，苦从火化，其可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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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尚书·洪范》：“四曰金……金曰从革……从革作辛。”孔《传》：“金之气味。”孔《正义》：“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为‘金之气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

金栋按：《礼记·月令·秋》：“其味辛，其臭腥。”郑注：“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属焉。”孔《正义》：“秋，其味辛，其臭腥者，孔《传》云：‘金之气味，言金臭之气则腥，在口则辛。’”

《吕氏春秋·孟秋纪》：“其味辛。”高诱注：“五行，金味辛。”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辛。”高诱注：“金味辛也。”

《白虎通·五行》：“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伤成物，辛所以煞伤之也，犹五味得辛乃委煞也。”

《五行大义·论杂配》：“《礼记》云：‘秋之日，其臭腥，其味辛。’西方杀气腥也。许慎云：‘未熟之气腥也，西方金之气象也。味辛者，物得辛乃萎杀也。’亦云：‘故新之辛也。故物皆尽，新物已成，故云新。’《元命苞》云：‘阴害故辛，杀义故辛刺，阴气使其然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金生辛。”王冰注：“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从革作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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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尚书·洪范》：“五曰土……土爰稼穑……稼穑作甘。”孔《传》：“甘味生于百谷。”孔《正义》：“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金栋按：《礼记·月令·中央》：“其味甘，其臭香。”郑注：“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属之。”孔《正义》：“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孔《传》云：‘甘味生于百谷，味甘则气香。’”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甘。”高注：“土味甘也。”

《白虎通·五行》：“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犹五味以甘为主也。”

《五行大义·论杂配》：“土味所以甘者也，中央，中和也；甘，美也。《元命苞》云：‘甘者，食常言安其味也。甘味为五味之主，犹土之合成于四行也。臭香者，土之气，香为主也。’许慎云：‘土得其中和之气，故香。’”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土生甘。”王注：“凡物之味甘者，皆土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稼穑作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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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卤，卤味乃咸：《尚书·洪范》：“一曰水……水曰润下……润下作咸。”孔《传》：“水卤所生。”孔《正义》：“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为卤，卤味乃咸。《说文》云：‘卤，西方咸地。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禹贡》云‘海滨广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咸也。《月令·冬》云‘其味咸，其臭朽’是也。”

金栋按：《礼记·月令·冬》：“其味咸，其臭朽。”郑注：“水之臭、味也。凡咸朽者皆属焉。”孔《正义》：“冬云‘其味咸，其臭朽’者，孔《传》云：‘水卤所生，故味咸。又水受恶秽，故有朽腐之气。’”

《吕氏春秋·孟秋纪》：“其味咸，其臭朽。”高诱注：“水之臭、味也，凡咸朽者皆属焉。气之若有若无者为朽也。”

《淮南子·时则训》：“其味咸，其臭腐。”高诱注：“水味咸也，水臭腐也。”

《白虎通·五行》：“水味所以咸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咸者，万物咸与所以坚之也，犹五味得咸乃坚也。”

《五行大义·论杂配》：“《礼记》云：‘冬之日，其味咸，其臭朽。’朽者，水之气也，若有若无，言气微也。亦云：‘水者，受垢浊，故其臭腐朽也。’许慎云‘朽烂之气’，北方气同此。味咸者，北方物咸，所以坚之也。犹五味得咸乃坚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水生咸。”王注：“凡物之味咸者，皆水气之所生也。《尚书·洪范》曰：‘润下作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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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按：刘力红《思考中医·第一章略说中医的学习与研究》：“一次，廖老给我讲蛇伤的治疗。在旧社会，有些江湖郎中治疗蛇伤往往都会留一手，这一手的方法很巧妙，让你根本没有法办法察觉。郎中给你治蛇伤，很快就把蛇毒治住了，让你没有生命危险，很多症状也消除了，可就是有一点，伤口老不好，隔上一段时间伤口又腐烂，你又得到郎中那买些药，管上两三个月，就这样拖上一年半载，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江湖上，这叫郎中钓病人，病人养郎中的招数。但是，这个窍门被廖老从父辈那里探知了。窍门就在忌盐，如果让病人忌盐几天，再吃上几剂解毒、生肌的药，伤口很快就长好，而且不再腐烂。就这么一点奥妙，可要是你不知道，就会被折腾的够呛。

听过廖老的这席话后，我就在琢磨，这不就是《内经》的东西吗？《素问·金匮真言论》上说：‘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溪，其味咸，其类水，其畜豕，……其臭腐。’肾家的臭是腐，所以，凡属腐烂一类性质的病变都与肾相关。肾病需要忌盐，‘多食盐则伤肾’，这既是《内经》的教证，也是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蛇伤引起的伤口腐烂，忌盐几天，再吃几剂普通的中药，伤口便从此愈合，这是一个多么神秘而又极简单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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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十三经”系指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十三部古籍，即《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汉代，立《诗》、《书》、《礼》、《易》、《春秋》于学官，定为五经。唐以“三礼”、“三传”合《诗》、《书》、《易》为“九经”；开成年间刻石国子学，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至宋，列《孟子》于经部，始为“十三经”。

随着儒家之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定于一尊，历代学者纷纷为诸经做注解，除注经之作外，后又出现了对旧注进行解释和发挥的义疏。南宋以前，经与疏各单行，南宋绍兴年间始有汇集唐宋之前最具权威性的“十三经”注、疏的合刊本，后复有十行本。……阮元以十行本为主，校以他本，主持重刻《十三经注疏》，并撰《校勘记》，号为善本，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经注疏》出版说明.1997年版）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绪论·十三经之完成》：“彼时所谓‘经’者，仅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无《乐》，实际上仅有五经。但‘经’之外，又有释经之‘传’焉，如《春秋经》之传，著录于《汉志》者有《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邹氏传》、《夹氏传》五种，今尚存前三种；又有附经之‘记’焉，如《礼》有《礼记》，《乐》虽无经而有《乐记》。《论语》者，记孔子之言行者也，故亦附于经类；《孝经》者，孔子后学论孝道者也，依托孔子，故亦附于经类；《尔雅》者，缀辑汉代经师诂经之辞而成者也，故亦附于经类；此解传记之属，《汉志》均入之《六艺略》中。而先秦时人记其理想的官制之《周官》，《汉志》亦附录《礼》类，刘歆又改称《周礼》，以其依托周公，故以附于经也。于是《易》、《书》、《诗》之外，《礼》则《周礼》、《礼记》并《仪礼》而为三，《春秋经》则随三传而分为三，加以《论语》、《孝经》、《尔雅》，凡十有二矣。《孟子》，在《汉志》尚列诸子略儒家中。但赵岐《孟子题辞》谓西汉文帝时曾立博士，则其地位，在汉世已列于经子之间。五代时蜀主孟昶石刻十一经，去《孝经》、《尔雅》，而入《孟子》，此孟子入经部之始。及朱子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定位四书，以为孔、曾、思、孟四子道统之传，于此可见。《孟子》在经类中之地位，于以确定；经部唯一大丛书‘十三经’，亦至是始完成焉。此十三经，宋以前已各有注；其疏，则亦至南宋时始告完全。清高宗乾隆时，既刻十三经经文于石，立之太学，而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且附以校勘记。此十三经完成之经过也。”

十三经注疏：即《周易正义》，魏王弼等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论语注疏》，魏何晏等注、宋刑昺疏；《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刑昺疏；《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刑昺疏；《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阮元：《辞源·阜部》：“公元1764-1849年。清江苏仪征人，字伯元，号芸台。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嘉庆、道光年间，历任户、兵、工部侍郎，浙、闽、赣诸省巡抚，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达。倡修《清史·儒林》、《文苑传》。历官所至，以提倡学术自任。在浙设诂经精舍、在粤立学海堂。撰《十三经校勘记》、主编《经籍纂诂》、汇刻《皇清经解》一百八十余种。在云贵总督时，其子福编元著诗文，按经史子集分类。有《研经室集》正续编，又外集五卷为《四库未收书提要》。”

《辞海》：“（1764-1849）清学者、文学家。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末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达。曾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提倡朴学，主编《经籍纂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等。兼治金石、天文、历算、地理之学，撰有《畴人传》、《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对桐城派‘古文’的形式有所不满。有《琅嬛仙馆诗略》、《揅经室文集》等，后合为《揅经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