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十三节 现代医学发展与中医困境

纪永臣

一、中国的现代医学的发展历程
1、现代医学概念
中国社会常用西医称呼现代医学。虽然现代医学起源于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这样称呼也有道理，但学术界所谓的现代医学的全称应为“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
现代医学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学者们在摒弃古代西医之后，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解剖学基础上发展出来了一门全新的医学体系。
现代医学的诊断更多的是借助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做出对疾病准确的诊断。医生利用自己的感觉器官通过视诊、触诊、叩诊、听诊、嗅诊等方法或借助听诊器、叩诊锤、血压计、体温表等简单的工具对病人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来诊断患者的疾病。
2、现代医学（西方医学）随传教士传入中国
1834年6月1日在纽约长老会教堂被任命为传教医生，是基督教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诊所命名为“眼科医局” ，后来改名为“博济医院” 、“广东医院”。1886年孙中山曾在这里学医。
西方医学开始是随传教士进入中国，在整个晚清期间影响不大。这主要是西方医学医学当时在技术上还不成熟，相比与中医没有多少技术优势。另外从规模上和经济上都无法与中医抗衡，其诊断模式也有违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虽然向俞樾等人提及“废除中医论”、或者“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等观点，但影响意义不大。
3、中国民国建立以后现代医学得以发展
1911年中国民国成立后，政府效仿西方的医疗制度，开始建立一系列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医学教育，推进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发展科学、现代化的医学十分必要。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新建的医院、医学院，相关医学杂志出现，由此产量一大批掌握现代医学知识和技能的现代医学人才，基本构建了中国现代医学体制。
虽然在民国初期现代医学取得较大发展，但现代医学的规模和水平远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即使在这一时期先后发生三次“中医存废之争”，其影响仅在学术层面，对中医的生存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4、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现代医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就把社会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从体育运动、防疫防灾、医疗体系等诸多方面规划中国人的健康事业。在对待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态度上，坚持中西医结合，共同发展的原则。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现代医学体制，其诊断水平到达了世界先进水平。
    二、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状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也产生过中医存废之争，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干预之下很快得到纠正。促进中医药的发展甚至写入宪法，中医的生存与发展得到切实保障。
几十年来国家医药卫生管理部门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医药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水平和服务能力逐步提高，初步形成了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整体发展新格局，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明显提升。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中医类医院（包括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院，下同）3732所，中医类医院床位75.5万张，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39.8万人，2014年中医类医院总诊疗人次5.31亿。2014年中药生产企业达到3813家，中药工业总产值7302亿元。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
    三、现代医学的发展引发中医存废之争
1、中医科学性之争的由来
自从现代医学引入中医以后，关于中医的科学性争议就从未中断。而质疑中医科学性的绝大多数是有学问、有地位的智者，其号召力和影响力非同一般。但中医并没有象西方传统医学那样被彻底废弃除，反而得到了大多数国人的认可。这其中除了现代医学的诊疗价格高昂、网点缺乏等因素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依靠自身的疗效做支持。
我们回顾近百年中医科学性之争的历史，强烈要求废止中医的学者中既有现代医学的从业者、也有为中国社会进步呕心沥血的社会贤达，更有政府医疗管理部门的官员等，这些人为中国医学发展进步的初衷毋庸置疑。但他们多是西方学习归来的学者，对中国当时医疗体系现状不太了解，提升中国现代医学水准的心情急迫，不惜用废除中医来凸显西医的正确，但却忘了中国普通民众的现实的医疗需求。他们也从未真正了解一下中医的科学道理，忘了“能存在自有其中奥秘”的道理，走上了用科学之名反对科学之实之路。
    2、历史上的五次中医存废之争
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于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前后颁布两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都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而是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
第二次中医存废之争：1925年中国教育界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因此中西医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第三次中医存废之争：1934年傅斯年的《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的发表，又在舆论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中西医之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趋于平和。
第四次中医存废之争：1950年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提出将中医改造成西医。但这次中医存废之争很快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介入而迅速终结，中医也由此开启现代化的进程。
第五次中医存废之争：2006年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张功耀在网络上发表了《告别中医中药》，建议应让中医学退出中国医疗体系。由于此时中国的现代医疗体系已经全面建立，这次中医存废之争参与者多为学者。
3、中医科学性之争为什么长久不衰
对中医的科学性的质疑从现代医学传入就开始了，而且前两次的主导者居然是民国政府。为什么中医还能生存至今？其中最大的因素是中国社会对中医有现实的需求，因为直到1930年代现代医学体系还无法完全满足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基本医疗需求。所以民众是维护中医存在的最核心的力量。但最新这次中医科学性之争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医最基本的支持力量消失，中医从业者中多数选择沉默，可以赤膊上阵的只剩下一部分中国文化的爱好者，他们可以出手的武器不过一阵阵对骂之声，中医在这场辩论中明显处于下风。若不是有政府政策上的保护，其结局可想而知。
中医陷入长久的科学性之争最大原因还是中医自己，现代医学发展仅仅数百年，医疗技术和能力世人有目共睹。中国科学与现代化进程日新月异。中医科学化不缺钱、不缺人，更不缺政策。但是那些冠冕堂皇的专家和教授们为什么总是无所作为呢？中医科学化不意味着中医西医化，但中医完全可以科学化。中医完全可以推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制定自己的标准体系、优化自己的传承规范等等，但他们什么也没做。
中医从业者请记住：科学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科学的内涵之一就是“质疑和探究”，不要一听谁说中医不对就跳起来骂人。针对人家的质疑进行改进就是科学化的过程。
科学并不仅仅是你的医术高，就算你可以手到病除也不一定你就是科学。中医科学化的方向不是治病之术、也不是中成药产业化，而应该在中医生理学研究、中医诊断标准、方剂适用性、疗效认定和中医师的培养评价方面。
    四、中医当前面临着最严重的困境
虽然今天的中医的技术水平已经得到很大提高，相关管理部门相继出台《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等发展规划，国家也持续注入大量资金支持中医创新发展。但中医目前面临确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关于中医存废的争论已经由技术之争、科学之争，演变成为市场之争。更为严重的是当前的市场之争已经没有争论了，无论是患者，还是中医从业者都不愿意参与其中，这才是最大的危机所在。
中医面临如此困境不仅仅是中医的问题，更主要的中国的现代医学体系发展迅速，也包括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普及。中医与西医相比无论是技术、还是诊疗便利性方面都不占优，随着患者承受能力的增强和中医医疗成本的增加，最主要的经济性方面也失去了优势。因此中医的市场逐渐丧失，患者的减少必然影响中医师的经验并导致能力的下降，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中医的生存危机就会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