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郭沫若⑴先生说：“润下作咸是从海水得来的观念，炎上作苦是物焦则变苦，曲直作酸是由木果得来，稼穑作甘是由酒酿得来。从革作辛想不出它的胚胎。本来辛味照现代生理学说来不是独立的味觉，它是痛感和温感合成的。假使侧重痛感来说，金属能给人以辛味⑵，也说得过去。”（张子高⑶.中国化学史篇.科学出版社，1964年：61）蒋伯潜⑷先生说：“我国言五行者往往以与五味、五色、五方、五官、五脏等相配。至今中医尚以此诊病处方焉。说者乃谓水可制盐，故曰作咸。火焦味苦，故曰作苦。果实未熟时皆酸，故曰作酸。然则金之作辛，土之作甘，又将如何解之？”（十三经概论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54）
【补注】⑴郭沫若：《辞海》：“（1892-1978）中国作家、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郭开贞，笔名郭鼎堂等，四川乐山人。1914年初抵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运动。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组织创造社，并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1924年后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倡导革命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同年参加南昌起义，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起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旅日期间，积极支持中国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革命文化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秘密回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这一时期著有《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甲申三百年祭》。所著《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书对考证先秦社会历史和评价各派思想家，颇多创见。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政府所发动的内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9年北平解放后，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中国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常委。有《郭沫若全集》行世。”
⑵张子高：《辞海》：“（1886-1976）中国化学教育家、化学史家。原名准，字芷皋，湖北枝江人。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毕业，后就读于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曾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校长。早年在美国化学家诺伊斯（Arthur Amos Noyes,1866-1936）和布雷（William C.Bray，1873-1946）的指导下，对稀有元素定性分析体系中有关钨、钼、铌、钽的分离研究有贡献。毕生致力于化学教育工作，是中国最早讲授近代化学的学者之一，并最早倡议用近代科学实验方法研究中国化学史。主要著有《中国化学史稿》等。”
⑶金属能给人以辛味：五行与五味相配乃类比推演而来，非指五行本身之口味。若以此推论，则木能给人以酸味，火能给人以苦味，土能给人以甘味，水能给人以咸味，此非是矣。
⑷蒋伯潜：(1892-1956)，名起龙，又名尹耕，以字行，现代学者、教育家，浙江富阳新关乡（今大源镇）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考入府中学堂。毕业后，先后在阆苑小学、美新小学任教。1920年夏，蒋伯潜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在钱玄同、胡适、鲁迅等名师熏陶下，学业日进。“五四”爱国运动中，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并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毕业后，先后任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教员、校长以及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女子中学等校任职。在课堂教学中，注重讲授基本知识，诱导学生阅读课外书籍；对学生作文，主张多改少批，提高写作水平。1926年，参与策动浙江省省长夏超起义，响应国民革命军。次年，任《三五日报》主笔，抨击时政，文名鹊起。抗日战争时期，应邀赴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同时兼任世界书局特邀编审。上海沦陷后回乡，从事著述，一度任富阳县立中学教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上海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主任。1948年，陈仪主持浙政时，出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延聘进步人士袁微子等共襄校务。建国后，应张宗祥之邀，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同时，被选为省第一届人大代表。此后，连续担任省、市人大代表。1955年秋，调任浙江文史馆研究员。蒋伯潜于经学、文学、校雠、目录学等方面，均有很深造诣。文思敏捷，著述等身。（互联网《百度百科》）十三经概论：十三经者，我国古代之丛书也；《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为其中坚，余则附庸而已。以传统的观念，定其等级，则五经为“经”；《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为《春秋经》之“传”；《礼记》为“记”；《孝经》虽独以经为书名，亦“记”也；《论语》为孔子之言行记录，亦“记”也；《孟子》本列诸子，而其体仿《论语》，则亦“记”尔；《尔雅》集录汉代经师之训诂，又其次矣。以经学的立场，别其今古，则《易》为《费氏易》，《诗》为《毛诗》，虽本经今古文无大异，要皆为古文；《礼》之《周礼》，《春秋》之《左传》，皆古文；《尚书》则为伪古文；《仪礼》与《春秋》、《公羊传》、《榖梁传》及《孝经》皆今文；《论语》则为张禹混合之本，而篇目与今文之《鲁语》同；《礼记》本集七十子后学下及秦汉儒者之论文而成，本身无所谓今古，而其中如《王制》，则今文说也；《尔雅》本身亦无所谓今古，而其训诂，则古文说也；《孟子》，子也，故独无今古之别。以现代的眼光，辨其性质，则《易》本卜筮之书，而寓哲理；《诗》本歌谣之集，纯为文学；《论语》、《孟子》记孔孟之懿行嘉言，与诸子论哲理之书相近；《春秋》为雏形粗具之编年史；《左传》详于记事，亦史也；《公羊》、《榖梁》详于义理之笺释，别为经解，而以大体言之，亦史也；《仪礼》记礼俗，《周礼》记官制，《尚书》记言者多，记事者少，皆史料；《礼记》半释《仪礼》各篇之义，半为通论，皆儒家言，《孝经》为后儒论孝之言，皆可隶之诸子之儒家；《周礼》，如余所揣度不缪，为战国才士之理想的官制，则亦可以成一家之言，而隶之诸子；《尔雅》直是杂录训诂，为字书辞典之滥觞。-故十三经之内容，实非常庞杂。虽然，于此可以见古代之文学焉，见古代所崇尚之卜筮焉，见儒家孔孟以下之哲理焉，见古代之史实焉，见古代之礼俗焉，见古人理想的或曾实行的官制焉，甚且见汉代经师之故训焉。吾人如欲了解古代之文化，终当于十三经中求之。……平心论之，谓经为专制思想之渊薮，读经足以酿成帝制者，是惩羹（geng）而吹虀（ji），因噎以废食也；谓学校教育科目繁多，吾国科学落后，尤当侧重，无暇遍读群经，则为时势所趋之事实。谓经为天经地义，天不变，道亦不变，故虽万世之后，亦必人人读经，故为盲从传统的尊经之说；谓经为古代文学哲理政俗所汇萃，固有文化之精华，不当完全屏弃，则又合于事理之谈也。故现行大学选修课中，列有“群经概论”一科。既曰“概论”，限于时间，若举十三经一一讲读，非仅为势所不能，抑亦非礼所不必。爰特不揣谫陋，编著《十三经概论》一书，就所谓十三经者，首录解题，次述内容，俾教者可省编纂之劳，学者可得诵习之资，有志深造者亦可先获一概念焉。（蒋伯潜《十三经概论·自序》）
【原文】五行配五味最好解，亦有牵强处。五行为什么与五方、五季那样配，至今没人说清楚。北方水、南方火、东方木、西方金、中央土⑴，靠常识说不通。四季为配五行改为五季⑵尤难为常人接受。我们何以能让现在的青年从信数理化，一下子接受这种学说呢？有人说：“我国地处北温带，从地理上看，东西南北中五个不同方位，气候条件有很大差异。经过长期观察，古人认识到，春季多东风，其风柔和温煦，万木荣发，大地苍青。……秋季燥凉，西风扫落叶，犹如金戈挥舞，一派萧杀。田里庄稼收割，大地脱下绿装，给人以白空之感。”（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⑶.科学出版社，1982：93）简言之，木配以东、春、青，就是西风扫落叶，如金戈挥舞，给人以白空之感来的。这说得通吗？春天果然多东风，秋天果然多西风吗？现代气象资料不能证实这一点。难道真的古时也其风正，今世也其风不正吗！况且风不论东西又都要去配木的。这样解只能使现代学生怀疑五行说。现行《中医学基础》教材中，连这种解释也没有。一个五行归类表⑷，加上几句《内经》等书中的话，就算交待了五行说的渊源。这样，学生接受的五行理论必然不牢靠。它经不起有心人稍稍一推敲。
【补注】⑴北方水、南方火、东方木、西方金、中央土：此乃五行配五方。为何这样配呢？《白虎通·五行》：“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阴气，在黄泉之下，任养万物；水之为言准也，养物平均，有准则也。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生；木之为言触也，阳气动躍触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阳在上，万物垂枝；火之为言委随也，言万物布施；火之为言化也，阳气用事，万物变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止；金之为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汉书·五行志》：“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土，中央，生万物者也”，“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水，北方，终藏万物者也”。
⑵四季为配五行改为五季：四季（时）中增了季夏而成为五季（时），即春、夏、季夏、秋、冬，以与五行相配。源于战国时期之邹衍。邹衍以五行相生理论为基础，于一年四季之中又增加了季夏而成为五时，完全是出于政治理论需要，为了与自然界五行之土相配类比推演而来，如此则进一步完善了“四（五）时教令”学说，为统治者一年之中每一个季节的行政指令作了具体安排。如《周礼·夏官·司爟（guan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郑玄注：“郑司农说以《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邹子》，即指邹衍。一年之中，随着季节的变换，国家用火政令的木材也相应变换，称“四时变国火”。“春取榆柳之火”，是指榆柳的木材是青色，春天是木德，木色青，所以用榆柳取火。“夏取枣杏之火”，是指枣杏的木材是赤色，夏天是火德，火色赤，所以用枣杏取火。“季夏取桑柘之火”，是指桑柘的木材是黄色，季夏是土德，土色黄，所以用桑柘取火。“秋取柞楢之火”，柞楢的木材是白色，秋季是金德，金色白，所以用柞楢取火。“冬取槐檀之火”，是指槐檀的木材是黑色，冬季是水德，水色黑，所以用槐檀取火。古人对“季夏”最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⑴夏季的最末一个月,即农历六月；⑵春、夏、秋、冬四季最后各十八天。经过当时医家改造后谓之长夏。
附：“长夏”识1、经文 《素问·金匮真言论》云：“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胜，相克之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之四时，依次序而循环，季节气候由温热而转寒凉，自然界万物赖以生长收藏，为何“四时之胜”中又有“长夏”呢？2、五时之长夏四时春、夏、秋、冬加之长夏谓之五时，系出于理论需要，为了与自然界五行之土、人体五脏之脾等相配而构建的五大系统使然。此乃《内经》以“人与天地相参”的观点，来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自然界存在的现象来解释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即由“取象比类”-四（五）时五行五脏阴阳的整体观类比推演思辨而来。《素问·金匮真言论》王冰注：“四时之中，加之长夏，故谓得五行（五）时之胜也。”恽铁樵《群经见智录》：“《内经》言五行配以五脏，其来源于天之四时。脏有五，而时仅四，故以六月为长夏，以配脾。”长夏的词义当如王冰所云：“长夏者，六月也。土生于火，长在夏中，既长而旺，故云长夏也。”（《六节藏象论》次注）又说道：“长夏，谓六月也。夏为土母，土长干中，以长而治，故云长夏。”（《藏气法时论》次注）即“长在夏中”。长，当读掌zhang，非读常chang。长夏在五行属土，在五方属中央，在五气属湿，在五脏属脾，在五体属肌肉。《素问·藏气法时论》云：“脾主长夏。”《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脾王四季，六月是火王之处。盖以脾主中央，六月是十二月之中，一年之半，故脾主六月也。” 六月，指阴（农）历六月，夏季最后一个月份，此时气候最为潮湿，乃多阴雨而潮湿。空气中湿度大，大气压偏低，故由脾所主。长夏，首见于《内经》，或是由战国时期邹衍“季夏”一词演变而来。邹衍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时贤孔德立《先秦诸子》说道：“季夏的出现，是邹衍对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个创举，解决了土德在四时中不占具体位置的缺陷。”《春秋繁露·五行对》：“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3、四时与五时四时中虽增加了季夏而成为五时，但仍多言之四时与阴阳、五行等相提并论。如《管子·四时》：“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四时与日月星辰、五方、五行相配。《四时》名义上讲四时，实际上是讲五时。《吕氏春秋·季春纪·尽数》：“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吕氏春秋·五行相生》：“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汉书·律历志》云：“太阴者北方。北，伏也，阴气伏于下，于时为冬……水润下”、“太阳者南方。南，任也，阳气任养物，于时为夏……火炎上”、“少阴者西方。西，迁也，阴气迁落物，于时为秋……金从革”、“少阳者东方。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木曲直”、“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土稼穑蕃息。”此乃五方、五行、四季之相配，而中央之土于时为四季，无季夏之称。五行学说引进医学时，为了与脾、土、湿相配合，故《内经》的作者，将季夏换成了长夏，是五行学说引进医学成熟的标志。但《内经》大多数篇中四时仍多是与阴阳、五行等相提并论，这也充分说明了《内经》非一人一时之作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王冰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谓四时之生长收藏。冬水寒，夏火暑，秋金燥，春木风，长夏湿土，谓五行之寒、暑、燥、湿、风也。然四时之气，土虽寄王，原其所主，则湿属中央，故云五行以生寒、暑、燥、湿、风五气也。”而言及五时者，可见于《灵枢经》，如《经别》篇云：“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云：“人有五脏，五脏有五变，五变有五输，故五五二十五输，以应五时。”《五阅五使》篇云：“五气者，五脏之使也，五时之副也……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色更出，以应五时。”说明此时期五时与五脏、五行相配之理论或已经成熟。五行学说引进医学时，明显的是受“天人相应”思想的影响。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灵枢·通天》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天有四时、五行，四时如何配五行？即如王冰所云“春木风、夏火暑、秋金燥、冬水寒、长夏湿土”也。四时之中，加之长夏，才得五行之配五时也。因为《内经》一书，非一人一时之作品，所以纵观全书来看，有时是春、夏、秋、冬四时相提，有时是春、夏、长夏、秋、冬五季并论。四时相提符合自然界现象，而五季并论则是出于理论之需要而已。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云：“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而经文中之内容却是五季内容之回答。名义上讲四时，实际上是讲五时。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生、长、收、藏，是以四时而言，长夏哪去了？《素问·阴阳离合论》云：“生因春，长因夏，收因秋，藏因冬。”王冰注：“春夏为阳，故生长也；秋冬为阴，故收藏也。”4、脾主长夏与脾不主时长夏虽由脾所主，但从时间来说却又不尽合理，何也？时间搭配不均匀。长夏是从夏季分出的一个月，夏季则是二个月，而春、秋、冬则各为三个月。这样一来《《内经》的作者，为了均衡这个时间，又云“脾不主时”，即在每季之末各匀出十八天由脾所主。18×4＝72天，3个月×3季－18天＝72天，如此则每季皆系72天，甚为妙哉！《素问·太阴阳明论》：“帝曰：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黄元御《四圣心源》：“土无专位，寄旺于四季之月，各十八日，而其司令之时，则在六月之间。土合四象，是谓五行也。……土为四象之母，实生四象，曰火生土者，以其寄宫在六月火令之后，六月湿盛，湿为土气也。”此“脾不主时”则是受当时阴阳、五行、五方、四时学说之影响渗透嫁接而来。《管子·五行》：“日至赌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七十二日而毕。”、“赌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内御……七十二日而毕。”、“赌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内御……七十二日而毕。”、“赌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选禽兽之禁……七十二日而毕。”、“赌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内御……七十二日而毕。”受此影响，邹衍则创立了“五行相生的四时教令思想”，推荐给当时的统治者。《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土居中央，为（谓）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咸辛苦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职，相其是也；天关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春秋繁露·治水五行》：“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气燥浊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气惨阳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气湿浊而黄；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气惨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气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复得木。”《汉书·律历志》云：“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居于中央的土对四季起统领作用，任何季节用事都离不开土。
⑶刘长林：1941年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同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改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88年任研究员，2002年退休。曾任曲阜孔子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主要著作《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1982）、《中国系统思维》（1990）等。《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本书以《内经》为主体，对整个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作者除简括地介绍了《内经》的成书年代和沿革外，着重论述了《内经》中的气、阴阳、五行、形神等范畴，同时就中医学的藏象、辨证、病因、诊断、治疗等基本原理的特殊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作了阐述，有利于说明和掌握中医学的实质。作者以这些分析为依据，提出用现代系统论整理和提高中医基础理论的建议。下面摘引任应秋先生对刘长林及该书的评价：刘长林同志是搞哲学的，1977年他听说我在讲《内经》，要求来听课，我认为这是一位难得的益友，便欢迎他来听讲。寒暑无间，风雨不辍。未久，见到长林同志论《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形神统一几篇文章先后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哲学研究》《文史哲》杂志，知道他对《内经》的钻研确是下了功夫。现在《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这一洋洋专著又出版了，不能不令人有“观止”之叹。在我的师友中研究《内经》而有成就的，除廖季平先生外，刘长林同志可是我三十年来所见到的第一人。他挟其修养有素的哲学武器，从多方面探索《内经》的认识论，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实为我的学力所未及。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如果一个自然科学的理论，没有认识论作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读了长林同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后，使我在认识论方面颇受启发。我认为探索中医学的方法论的同志，和那些不承认中医学有科学理论的人们，都很值得一读。任应秋时年六十有七。（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任应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