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5：混淆各篇写作时期与成书年代-《黄帝内经》问世时间之争成因（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晓霞《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9月26日）《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自晋代皇甫谧以来，就一直是一个聚讼不休、见仁见智的学术公案，至今尚未取得统一的认识。总括起来大致有四种说法，除成书于黄帝时代外，还有“战国说”、“汉代说”、“非一时一人说”，但都没有得到公认。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是将《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与《内经》一书的成书年代混为一谈的缘故。有人说：写作年代与成书年代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问题，自古至今这么多大家学者还能混淆么？诚然，对今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要明白汉代甚至是六朝以前（也就是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一本书的写作年代和成书年代，却是一个需要花费许多笔墨才能说清楚的大问题。《内经》书名或为刘向父子所定 详《黄帝内经》一名，见于《汉书·艺文志》。班固撰写的《艺文志》，乃是根据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汉书·艺文志》），也就是“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七录序》），而刘歆的《七略》又是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的。换言之，《黄帝内经》的书名最早见于《别录》、《七略》，比此更早的记载至今未见。那么，《黄帝内经》之名，是不是刘向父子所定的呢？刘向校书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是说刘向父子除了广备众本、校雠讹误等相对简单的校勘工作外，还进行了条次篇目、厘定部类、叙述源流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工作。此外，后人（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蒋元卿《校雠学史》、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等）根据《别录》、《七略》的佚文，发现“定立书名”也是刘向父子校书时的一项重要任务。证之历史，也确乎如此。汉代以前的书籍，大都既无篇名，也无书名。余嘉锡先生曾说：“古人著书，既不题撰人，又不自署书名。后之传录其书者，知其出于某家之学，则题为某氏某子，或某姓名。”（《古书通例·叙刘向之校雠编次》）“古书书名，本非作者所自题。后人既为之编次成书，知其为某家之学，则题其氏若名以为识别；无名氏者，乃约书中之意义以为之名。所传之本多寡不一，编次者亦不一，则其书名不能尽同。刘向校书之时，乃斟酌义例以题其书。”（《古书通例·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更明确指出：“刘向于《素问》之外，复得黄帝医经若干篇，于是别其纯驳，以其纯者，合《素问》编之，为《内经》十八卷。其余则为《外经》三十七卷，以存一家之言。”既然“《内经》，刘向编《七略》时已有之”（杭世骏《质疑》），且其书名很可能出自刘向父子之手订，那么，刘向校书具体在什么时间呢？根据《汉书·成帝纪》记载，河平三年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这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很显然，校书开始于河平三年（前26年），当时刘向五十来岁，他“年七十二卒”，死的时候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应劭《风俗通义》：“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尚未完成，由儿子刘歆“卒父前业”（《汉书·楚元王传》），这已是哀帝时候的事了。哀帝刘欣在位时间很短：公元前6年～公元前2年。以刘欣驾崩之年算，刘向父子校书时间在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间。名篇语言分属不同时代又有人说：刘向有可能是根据“中”（国家藏书，包括天府、石渠阁、天禄阁、兰台、石室、延阁乃至太常、太史等处的藏书）、“外”（某些官员和民间的私人藏书）图书中已有的《黄帝内经》一书为底本进行校勘的，《内经》成书年代或在刘向校书之前。这确实是一个暂时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如果《别录》、《七略》没有亡佚的话，相信刘向父子在“书录”中会有明确交代的。不过，从现存七八篇刘向所写的“书录”（《战国策书录》、《晏子书录》、《孙卿子书录》、《管子书录》、《列子书录》、《韩非子书录》、《邓析子书录》等）来看，在当时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大多是单篇流传的，很少有如后世完整的某一部书存在。 简言之，刘向校书时，世上存有若干散乱的以黄帝与诸臣子问答为形式的医学篇章，这些篇章都是单篇别行，是由刘向、李柱国搜集、清理、删重、分类、校勘之后，编订为《黄帝内经》一书。因此，将《内经》成书年代的下限定为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间，当非孟浪之举，亦非无稽之谈。明确了《内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部完整书籍的下限，那么影响甚巨的“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之说，说的则是《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而非其成书年代。姚际恒曾云：“其中言黔首，又《藏气法时》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不言十二支，当是秦人作。又有言岁甲子、言寅时，则又汉后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论也。”（《古今伪书考》）简单而直接地说，《内经》中的篇章，有的写于先秦，有的作于秦汉之际，有的出于西汉人之手。不仅如此，有的篇目，“虽不实出黄、岐之世，要亦去先王未远时人祖述黄、岐遗意而作”（周木《素问纠略序》），“其言虽不尽出于黄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从受”（明·程敏政《新安文献集·运气说》引宋代王炎语），“其文不必尽古，而其法则出于古也”（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内经注辨序》）。具体地说，因为古代书籍经历了由口传心授到文字记录的演变过程，《内经》中有的篇章可能源于自黄帝时代起就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内容，只是形成文字的时间是在战国或以后：“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盖必有粗得其遗言之仿佛者，如许行所道神农之言耳。”（朱熹《古史余论》）“和、扁诸神医，必有传于岐黄真谛，而后能彰起死回生之术。则岐黄之微言，宜有一二存乎后世者，而后人附会之，以成是书。”（祝文彦《庆符堂集》）正如首倡“非一时一人说”的吕复所云：“大略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也就是说，《内经》虽非黄帝之所作，但保留有黄帝时代的微言大义，这也是本文将《内经》的成书年代与各篇的写作年代区分开来的意义之所在。今本《内经》写作延及唐宋 当然，今本《内经》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几经散佚和整理，已非刘向定本之原貌。元代刘骃曾云：“夫《内经》十八卷，《素问》外九卷不经见，且勿论。姑以《素问》言，则程、邵两夫子皆以为战国出矣。然自《甲乙》以来，则又非战国之旧矣。自朱墨以来，则又非《甲乙》之旧矣。而今之所传，则又非朱墨之旧矣。”（《内经类编序》）简单地说，“汉献迁徙，晋怀奔迸，文籍焚糜，千不遗一”（《神农本草经集注·序》），特别是“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隋书·牛弘传》），刘向父子雠校之《内经》，也难逃厄运。 所以在《素问·灵兰秘典论》有“中正”和“州都”这样的曹魏以后才有的官名，说明此篇可能是东汉之人的补亡之作。特别是《素问》第七卷晋代已亡，王冰注释《素问》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而补入，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运气七篇大论”。而《刺法论》、《本病论》两个“遗篇”，则是王冰以后人所讬而作。但不论如何，均改变不了今本《内经》主体成编时间在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间的历史事实。至于自古至今的学者，从文字音韵、天文历法、避讳、五脏配五行等各个方面进行的所谓《内经》成书年代的研究，实际上说的都是《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而今本《内经》的写作年代，则是经历了岐黄时代发其端，一直延伸到王冰之后的唐宋人的漫长历程。
【原文】笔者在此先告诉读者：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倒不是考证《内经》，至少和以往的“考证”大不同。真能明白《<内经>时代》，须待看过它的主要内容之后，但无妨先作简单说明。《<内经>时代》是把《内经》放回产生它的时代去，将和它有关的政治思想背景及各种同时代的学术进行比较研究。当然，对这一切都力求作到用现代认识进行评价。其目的对《内经》来说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帮助人们更快、更好地读懂《内经》，使初学者迅速掌握《内经》体系的基本精神。但是，它不同于有关入门书。已经系统学过《内经》的人，翻开本书就会看到一些别开生面的内容。《内经》专家更能从中发现一些研究《内经》的新方法、新资料、新观点。总之，它对一切和《内经》打交道的人都有用处。第二是更科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内经》。这与第一个目的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若作者对研究对象没有科学的认识，则无论他写多少文字，终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要达到上述两个目的是很困难的。比如，对怎样才算读懂了《内经》，就有几种有分歧的看法。有人说，通读几遍《内经》白文，就算懂了。有人则认为，必须多看几家注解或最好自己再作一次集注。有人以为，能从头至尾把《内经》讲“通”，水平才算可以。还有人则以能否细讲“七篇大论”为试金石。近年来的风尚，又把“控制论⑴”、“系统论⑵”、“信息论⑶”、“时间生物学⑷”等新学说拿来围绕《内经》大做文章，以为这样才能领会《内经》的真谛。我曾经按照上述各种主张学过《内经》，觉得没有一种令人满意。最后，只好走自己的路。所以，这本小册子是我的学习心得，是把我的认识过程理一理写给大家看。
【补注】⑴控制论：《辞海》：“研究生物（包括人类）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信的普遍原则和规律的学科。由美国数学家维纳于20世纪40年代创立。有工程控制论、生物控制论和经济控制论等分支。主要研究上述过程的数学关系，而不涉及过程在内的物理、化学、生物、经济或其他方面的现象。涉及信息论、电子计算机理论、自动控制理论、现代数学和对动物神经系统的科学分析等各门学科。研究控制论，可使生产自动化、国防技术、经济管理、仿生学达到一个新阶段。”金栋按：如何用“控制论”研究《内经》呢？下面摘引雷顺群《<内经>多学科研究·第四章<内经>的控制原理》的相关内容以说明之。第四节 从控制论观点分析藏象一、“以象测藏”与控制论的黑箱理论相吻合象即是能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的外部征象；藏即是内部的本质，或内部规律性的联系。从人体生理和病理过程来说，“藏变”决定“象变”；从认识和诊断过程而言，则从“象变”推知“藏变”。正如《灵枢·本神》篇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这种以象测藏的方法与控制论的黑箱理论是相符合的。比如人出汗过多则发生心慌，特别是遇热汗出尤甚，则推知汗为心之液，热气通于心。在风寒伤肺咳嗽时，又见发热、恶寒、鼻塞、流清涕，从而推出肺主皮毛，开窍于鼻，涕为肺之液。又如纳呆便溏，腹胀肠鸣的脾虚湿困证，常伴有四肢不温，消瘦乏力，推知脾主肌肉和四肢。再如人遇寒则多尿，尿与肾有关，则推知寒气通于肾。这种“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推测方法，实际就是一种黑箱方法。又按：何谓黑箱理论？黑箱就是内部结构一时无法直接观测，只能从外部认识的现实系统。黑箱概念是相对的，一方面由于认识主体（人）的经验、技术以及任务不同，那么同一客体或者是黑箱，或者不是黑箱；另一方面客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人类整个认识水平、认识手段和认识能力的提高，开始可能是黑箱，后来就不是黑箱了。黑箱方法是经典控制论的重要方法。在处理系统时，可以从系统的输入看系统的输出，无需考虑系统的内部结构和状态；可以从功能上描述复杂系统对环境影响的反应形式，无需分析系统内部的物质基础和个别元素。人们为了便于处理问题，常常运用黑箱方法。（《<内经>多学科研究·第四章<内经>的控制原理·第一节控制论概述》）
⑵系统论：《辞海》：“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性质和规律的理论。即一般系统论。广义包括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自动化理论、信息论、集合论、网络理论、对策论、决策论、电子计算机等理论和方法。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于1937年首次提出‘一般系统论’的概念。通常认为他于1945年发表的《关于一般系统论》一文，是一般系统论正式创立之始。他1972年发表的《一般系统论的历史与现状》一文，认为一般系统论应该包括三个方面：⑴研究系统的科学和数学系统理论；⑵系统技术，包括系统工程；⑶系统哲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家钱学森提出，系统论是系统科学和哲学之间的中介理论。”金栋按：如何用“系统论”研究《内经》呢？下面摘引雷顺群《<内经>多学科研究·第五章<内经>的系统观》的相关内容以说明之。第一节 系统论概述所谓系统，就是指一定数量的各种要素，通过相互联系以形成一个统一体或整体，并且有综合的属性，那么这个统一体或整体则称为“系统”。系统论是一种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与具体科学相互连接的中介或杠杆。系统论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揭示组成系统的各种要素，揭示系统所有的关联和关系，确定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发展的规律性。系统论的许多原则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基本思想，它从整体出发，在强调整体与部分的统一中，将分析与综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于被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并确定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于是吸引了许多的数学语言和数学方法，以致能够通过建立系统的数学模型，从而对被研究对象进行定量描述。正因为客观世界中的普遍性和系统本身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所以说系统论是一门崭新的现代科学方法论。一、系统论的基本原则整体性原则、联系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动态性原则。……第二节 系统论与《内经》天人整体观《内经》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生理上、病理上是互相影响的。又认为人生活在自然界中，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不断地受到自然界的影响，人类在能动地改造和适应自然的斗争中，维持着机体的正常的生命活动。还认识到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人的疾病与社会因素有着重要的关系，尤其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关系最为密切。此外，还指出人是具有思维意识和精神活动的人，神的物质基础是精气血，精气血是构成形体的基本物质，而人体脏腑组织的功能活动以及气血的营运，又必须受神的主宰，精神与形体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由此可见，《内经》在考察人体的时候，已经遵循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把人体放到系统背景中，按照实际的等级秩序关系，从人体内部的统一、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与社会的统一、形体与精神的统一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而这四个统一构成了《内经》整体观的全部内容。
⑶信息论：《辞海》：“研究信息及其传输的一般规律的学科。狭义指通信系统中存在的信息传递和处理的共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概率性语法信息的科学。广义指运用数学和其他相关科学的方法，研究一切现实系统中存在的信息传递和处理及信息识别和利用的共同规律的科学。一般认为，美国科学家香农于1948年出版的《通信的数学理论》一书是信息论正式诞生的标志。它从理论上阐明通信系统的数学模型和度量概率信息的公式，为概率信息的定量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信息论揭示的规律具有高度的普遍性，被迅速应用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和经济学等不同领域，产生和形成信息科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论突破狭义的范围，发展成为一门与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生物学中信息处理密切关系的综合性学科。”金栋按：如何用“信息论”研究《内经》呢？信息论是一门应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规律的科学。其作用是：揭示了机器、生物有机体和社会等不同物质运动形态之间的信息联系；为人们提供了研究认识活动的新模式；揭示了某些事物运动的新规律，对过去难以理解的现象作出科学的说明；为实现科学技术、生产、经营管理、社会管理的现代化提供了武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论已经广泛深入到生物学、医学、仿生学、管理科学、图是情报工作等各个领域，从而进一步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第三节 生物全息论与五脏缩影一、什么是生物全息律所谓生物全息论，简言之，生物体每一相对独立的部分在化学组成的模式上与整体相同，是整体成比例的缩小，每两个相对部分独立的连结处是化学组成差异最大的两极。在整个机体，这样相对独立的部分首尾相接，或取同一走向，恰像众多小磁针在磁场中NS极相接或取同一走向的排列一样。这就是生物体物质排布的全息定律，或简称为生物全息律。二、从生物全息律考察五脏缩影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局部和整体密切相联，某一局部区域的生理病理变化，往往蕴含着五脏六腑的整体信息，或者说某一局部可以反映整体的变化，是整体的缩影。《内经》所提及的面、目、舌、脉等均是一些典型的五脏缩影，五脏六腑的整体信息在这些方面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㈠面部的五脏缩影《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说：“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指出面部内应五脏，为经络所会，气化所通，神明所发，因此面部的不同部位，分别为五脏六腑的外候。脏腑的面部分属，在《内经》有两种划分方法：一是以明堂而分。如《灵枢·五色》篇说：“明堂者鼻也，阙者眉间也，庭者颜也，蕃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又说：“明堂高骨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挟其两侧，首面上于阙庭，王宫在于下极。”（注：《类经六卷·脉色类三十二》：“肺心肝脾之候，皆在鼻中，六府之候，皆在四旁，故一曰次于中央，一曰挟其两侧。下极居两目之中，心之部也。心为君主，故曰王宫。”）根据上述名称和五脏相关的位置，我们可以绘出面部的脏腑部位分属图。二是以五方、五行而分。《灵枢·五阅五使》篇说：“五色之见于明堂，以观五藏之气。……府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指出心应南方火，居上，在额；肝应东方木，居左，在左颊；肺应西方金，居右，在右颊；肾应北方水，居下，在颐（腮、颌）；脾为中央土，居中，在鼻。如上图。
无论第一种划分法或第二种划分法，均说明了面部是五脏整体信息的一个缩影。五脏的病变信息可由面部反映出来，正如《素问·刺热篇》说：“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指出通过面部的观察为五脏病变的分析提供了依据。（《内经多学科研究·第三章内经所孕育的信息理论》）
又按：《灵枢·五色》云：“庭者，首面也。阙上者，咽喉也。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挟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颧者，肩也。颧后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内眦上者，膺乳也。挟绳而上者，背也。循牙车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胫也。当胫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里也。巨屈者，膝膑也。此五藏六府肢节之部也，各有部分。”如下图：现代全息生物律认为：生物体的任何一相对独立的部分，在化学组成的模式上与整体相同，是整体的成比例的缩小。根据生物全息律的一般原理，人体的任何一相对独立的部分，如每一肢节，每一器官，也寓藏着整个机体的生命信息。从本篇可以看出，五脏六腑、全身肢体关节都可以反映到颜面上来，颜面就相当于全身的缩影。这一认识与现代生物全息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明面部色诊分部是古人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宝贵结晶，有一定科学道理。（高校教参第二版程士德《内经》）
⑷时间生物学：时间生物学（英语：Chronobiology；字首来自希腊语Chronos，指时间）又译生物钟学，广为人知的生理时钟。是一门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生物体内与时间有关的周期性现象，或曰这些现象的时间机制。生物节律是凭经验总结得出的，但有其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基础。生物钟学与所谓的生理节律无关。时间生物学认为，生物体乃至植物体的生命随昼夜交替、四时更迭的周期性运动，揭示出生理活动的周期性节律。古代医学视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谓大小宇宙息息相通。健康人体的活动大多呈现24小时昼夜的生理节律，这与地球有规律自转所形成的24小时周期是相适应的，表明生理节律受外环境周期性变化(光照的强弱和气温的高低)的影响而同步。诸如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氧耗量、激素的分泌水平，均存在昼夜节律变化。生物近似时钟的结构，被称之为“生物钟”。周期节奏近似昼夜24±4小时称“日钟”，近似29.53±5天称为“月钟”，近似周年12±2月称为“年钟”。时间生物学研究揭示了植物、动物乃至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一个“持久的”、“自己上发条”和“自己调节”的生物钟。（互联网《百度百科》） 金栋按：生命活动具有其内在节奏性。生物通过本身的这种节律性，能感受到外界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如昼夜光暗变化、四时寒暑更迭等，并根据自然界的这些节律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生理活动的步伐，使之在一定的时间开始、进行或结束。研究生命体与时间的关系，或研究生命时间节律特性的学科，谓之时间生物学。……对于生命的时间节律特性，《内经》具有系统的观察、客观的认识和比较完整的理论。它的“天人相应”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生命过程中的生、长、壮、老、已，脏腑组织的生理机能、病理变化，无不与自然界的时间节律息息相关，表现出生命的时间特性。所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反映了《内经》“人应自然”的思想。然而，这种学术思想却一度被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东西。或被冠之以“机械唯物论”、“循环论”使其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与发展。在西德慕尼黑，一位名M·波克特（Menfred Porkert）的教授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十分成就的科学，也会受历史条件的影响而被压抑，或迟迟得不到传播。中医大概就是突出的例子。由于未能对阴阳五行作出正确评价，因而对中医的本质争论不休。”《内经》的作者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时间节律进行广泛的观察和描述，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加以概括和推衍，用以解释各种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指导诊断和治疗。它所观察记载的现象及由此而升华形成的人体节律理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人体的节律现象，与现代时间生物医学惊人地相似。现代时间生物医学的众多研究成果，又每每能够科学地验证《内经》的时间节律学说。《内经》关于人体生命与自然界时间节律相应的认识，成功地用于阐明人体生理、病理、指导治疗和诊断，与医疗实践密切联系，与现代时间生物学密切相合，恰好说明这种学术思想的科学本质：是一门具有坚实客观基础、符合科学、能指导临床实践的学问。《内经》所反映的人体生命时间节律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了自然界各种主要节律：以甲子为周期的运气变化，阐述自然界六十年为循环周期的运气节律；以一年为周期的时间变动，阐述了四时阴阳消长节律；以一月为周期的随月相朔望变化的时间节律；以一日为周期的昼夜阴阳交替节律；以各种时间节律为基础，阐述了人体脏腑机能、气血循行、经气流注、病理变化皆表现出相应的同步节律，因而成为诊断疾病、治疗疾病的依据。对全部时间生物医学的科学内涵，《内经》几乎都有所反映。它包含了现代时间生物医学的基本内核，自始至终贯穿着时间生物医学的学术思想，是我国古代对生命科学中时间生物学的重大贡献。（《内经多学科研究·第十六章内经的时间生物医学思想研究》）
【原文】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再带点儿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如此说来，这是要否定前人的一切研究成果吗？是说别人都不懂《内经》吗？是说用“控制论”等新学说解释《内经》的作法均不可行吗？当然不是。不过，我至少可以指出，虽有上述研究，至今对《内经》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并未说清楚。后学者读了有关著述后，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很多地方是勉强说得通。有的地方尽力附会也说不通。其中不少问题本来不必等到现在才能研究得比较彻底。毛病就出在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上。比如五行学说的研究吧。从王冰注《内经》⑴、张景岳编《类经》⑵，直到最近的教科书、最新的大部头《内经》注本⑶，对五行与四季、五方、五味等相配的道理，都从常识出发解释，没有超出《尚书正义》⑷的水平。这种解法只在五行配五味方面大体说得过去。即“木生子实，其味多酸”⑸、“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⑹、“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⑺、“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⑻、“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卤，卤味乃咸”⑼。（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⑽：尚书正义·卷十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76）可是，许多学问家仍觉此说牵强。
【补注】⑴王冰注《内经》：指王冰注《素问》。王冰（一作砅），自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因避讳唐玄宗而改字“玄”为“元”）。一般认为是唐代中期医学家，生平不详。但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说：“王冰……约生于唐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卒于贞元二十年（公元805年），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公元762-763年）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若据此推算，享年当在95岁，与《新校正》所引《唐人物志》“年八十余以寿终”不相符，存疑待考。《素问》一书，传至唐代，纰缪甚多，内容混乱，影响授学和施用。王冰鉴于此书的重要性，遂立志寻访搜求诸本，编次整理达12年之久，于公元762年编成《黄帝内经素问释文》。调整篇目顺序，辨认错简，增补缺文，将原存8卷分编为24卷81篇；又为全书作注，注文相当精当，并被后人视为重要的训诂文献之一。由于对《素问》进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所以称之为“重广补注”，流传至今，成为学习研究祖国医学的重要依据。尽管人们对他所增补的第七卷即七篇大论，颇多非议，怀疑它并非原著，但这些内容仍有研究价值，而王氏对保存整理古典医籍、阐发其义理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王冰序》：“启玄子·王冰撰（宋林亿等《新校正》云：“按《唐人物志》，冰仕唐为太仆令，年八十余以寿终。”）……时大唐宝应元年岁次壬寅序。”《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林亿序》：“迄唐宝应中，太仆王冰笃好之，得先师所藏之卷，大为次注，犹是三皇遗文，烂然可观。”宋张杲《医说·卷第一》：“元珠先生，不知何许人。隐显莫测，惟太濮令王冰识其为异人，乃师事之。元珠洞明《素问》，究极微奥，密授妙旨，教冰五脏六气修炼养生之法，草石性理，祛邪去疾神方，由是冰乃注大经《素问》，至一为医家宗范（出《神仙传》）。王冰自号启玄子：王冰，宝应中为太濮令，笃好医方，得先师所藏《太素》及全元起者，大为次注《素问》，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且序曰：将升岱岳，非迳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过。乃精勤博访，而并有其人。历十二年，方臻理要，询谋得失，深遂夙心（出林光禄《素问序》）。”李经纬、邓铁涛《中医大辞典》：“王冰：唐代医家。自号启玄子。曾官太仆令。王氏认为《素问》‘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乃‘精勤博访，历十二年’方臻理要，又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一以参酌，详加次注，‘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于公元762年撰成《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是继全元起注《黄帝素问》后又一次整理注释，世称《次注黄帝素问》。王氏名《次注》中，作了不少发挥，对中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隋唐五代时期的医学》：“王冰，又作王砅，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约生于唐景云元年（710）卒于贞元二十年（805），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762-763）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王氏少时笃好易老之学，讲求摄生。究心于医学，尤嗜《黄帝内经》，曾‘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黄帝内经》传至唐代，已无完本，只有残卷流传。王氏鉴于当时《素问》传本纰缪百出，篇目重叠，错误脱简甚多，难于理解和施用，遂精勤博访，收集多种传本，以《全氏注黄帝素问》为依据，将张公旧藏之卷与手中残本对勘，比较校订，重新整理编次注释《素问》，并补入《天元纪大论》等七篇大论。自天宝九年（750）至宝应元年（762），历时12年之久，注成《素问》24卷，合81篇，世人称之为《次注黄帝内经素问》。王氏之作于保存和整理古代医籍、解释古奥文义有所贡献，使《素问》籍以流传，至今被岐黄家奉为圭臬。林亿评价王氏的注解，使得‘三皇遗文，烂然可观’。王氏对运气学说亦有研究，其理论见解记述于补入的七篇大论的注释中，为后世运气学说之本。他对辨证论治也有所发挥，如治疗元阳之虚，主张‘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而治疗真阴之竭，则提出‘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是迄今临床治则的名言。又如将病变分为因于运气和不因于运气两类，每类又辨其外感或内伤。这种分类法，为后世张元素、张从正所宗，对后世医学发展有一定影响。王氏另有《玄珠》一书，宋代已佚。世传还有《玄珠密语》10卷，《昭明隐旨》3卷、《天元玉册》30卷，《天和纪用经》1卷等，皆后人托名之作。”
附：唐·王冰为何道号“启玄子”？（《中医文献杂志》2011年第4期）现在《素问》的通行本，是经过唐·王冰次注、宋·林亿等校正后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者。《素问》流传至唐代，早已损残散失不全，正如王冰在次注《素问》时说：“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王冰对照家藏“张公秘本”，对残缺不全的世本做了大量的补亡、迁移、别目、加字和削繁等工作，加以注释并重新编次，使《素问》恢复到八十一篇旧数，并以二十四卷本行世。一般认为，运气七篇和《六节脏象论》中有关运气的一段，皆为王冰补入。王冰补入运气七篇后仍缺两篇，即《刺法论》和《本病论》，仅篇名存目录中，到了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又出现了这两篇，并题名为《素问遗篇》。经过王冰的补注工作，使《素问》得以较完善的本子继续流传。至宋代仁宗嘉佑年间，高保衡、林亿等人奉朝廷之命校勘医籍，对已是“文注纷错，义理混淆”的王注本，再行考证，“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两千余条”，并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林亿等的校本，即今之所见《素问》的原型，宋以后的元、明、清各代，皆据此进行翻刻，未再改易。明·顾从德影宋刊本《素问》堪称善本，为今所据。王冰在《黄帝内经素问注》作序时，题名为“启玄子王冰撰”。为何题名为“启玄子”？乃王冰为自己所取的道号。关于“启玄子”道号的由来，在其《玄珠密语序》中有清楚、详细的交代。《道藏·玄珠密语序》：“余少精吾道，苦志文儒。三冬不倦于寒冷，九夏岂辞于炎暑。后因则天理位而乃退志休儒，继日优游，栖心至道。每思大数尤短，景以无依。欲究真筌，虑流年而不久，故乃专心问道，执志求贤。得过玄珠乃师事之尔。即数年间未敢询其太玄至妙之门，以渐穷渊源，方言妙旨。授余曰：‘百年间可授一人也，不得其志求者勿妄泄也。’余即遇玄珠子与我启萌，故号启玄子也。也谓启问于玄珠子也。今则直书五本，每本一十卷也，头尾篇类义同，其目曰《玄珠密语》，乃玄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 王冰后来专心问道，得遇高人隐士，即以“玄珠”为道号的道医-玄珠先生，并获得启蒙和秘传，于是便自取道号为“启玄子”，意为“启于玄珠子也”。关于王冰所师事的玄珠先生，宋人张杲在《医说·卷一·医家类》中云：“玄珠先生不知何许人，隐显莫测，惟太仆令王冰识其为异人，乃师事之。玄珠洞明《素问》，究极微奥，秘授妙旨，教冰五脏六气修炼之法、草石性理、祛邪去疾神方，由是冰乃注大经《素问》，至一为医家宗范。”《内经》之学，出于道家，而“冰弱龄慕道，夙好养生，幸遇真经，式为龟镜。”（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序》），故王冰道号为“启玄子”，顺理成章，自然之事。参考文献程士德.内经.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4盖建民.道教医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139胡天雄.素问补识.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