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

标题: 第五章第一节中医面临的困境与误区(1) [打印本页]

作者: 纪永臣 时间: 2019-7-25 16:54
标题: 第五章第一节中医面临的困境与误区(1)
一、现代医学的发展引发中医存废之争
1、中医科学性之争的由来
自从现代医学引入中医以后，关于中医的科学性争议就从未中断。而质疑中医科学性的绝大多数是有学问、有地位的智者，其号召力和影响力非同一般。但中医并没有象西方传统医学那样被彻底废弃除，反而得到了大多数国人的认可。这其中除了现代医学的诊疗价格高昂、网点缺乏等因素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依靠自身的疗效做支持。
我们回顾近百年中医科学性之争的历史，强烈要求废止中医的学者中既有现代医学的从业者、也有为中国社会进步呕心沥血的社会贤达，更有政府医疗管理部门的官员等，这些人为中国医学发展进步的初衷毋庸置疑。但他们多是西方学习归来的学者，对中国当时医疗体系现状不太了解，提升中国现代医学水准的心情急迫，不惜用废除中医来凸显西医的正确，但却忘了中国普通民众的现实的医疗需求。他们也从未真正了解一下中医的科学道理，忘了“能存在自有其中奥秘”的道理，走上了用科学之名反对科学之实之路。
2、历史上的五次中医存废之争
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于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前后颁布两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都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而是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
第二次中医存废之争：1925年中国教育界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因此中西医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第三次中医存废之争：1934年傅斯年的《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的发表，又在舆论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中西医之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趋于平和。
第四次中医存废之争：1950年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提出将中医改造成西医。但这次中医存废之争很快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介入而迅速终结，中医也由此开启现代化的进程。
第五次中医存废之争：2006年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张功耀在网络上发表了《告别中医中药》，建议应让中医学退出中国医疗体系。由于此时中国的现代医疗体系已经全面建立，这次中医存废之争参与者多为学者。
3、中医科学性之争为什么长久不衰
对中医的科学性的质疑从现代医学传入就开始了，而且前两次的主导者居然是民国政府。为什么中医还能生存至今？其中最大的因素是中国社会对中医有现实的需求，因为直到1930年代现代医学体系还无法完全满足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基本医疗需求。所以民众是维护中医存在的最核心的力量。但最新这次中医科学性之争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医最基本的支持力量消失，中医从业者中多数选择沉默，可以赤膊上阵的只剩下一部分中国文化的爱好者，他们可以出手的武器不过一阵阵对骂之声，中医在这场辩论中明显处于下风。若不是有政府政策上的保护，其结局可想而知。
中医陷入长久的科学性之争最大原因还是中医自己，现代医学发展仅仅数百年，医疗技术和能力世人有目共睹。中国科学与现代化进程日新月异。中医科学化不缺钱、不缺人，更不缺政策。但是那些冠冕堂皇的专家和教授们为什么总是无所作为呢？中医科学化不意味着中医西医化，但中医完全可以科学化。中医完全可以推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制定自己的标准体系、优化自己的传承规范等等，但他们什么也没做。
中医从业者请记住：科学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科学的内涵之一就是“质疑和探究”，不要一听谁说中医不对就跳起来骂人。针对人家的质疑进行改进就是科学化的过程。
科学并不仅仅是你的医术高，就算你可以手到病除也不一定你就是科学。中医科学化的方向不是治病之术、也不是中成药产业化，而应该在中医生理学研究、中医诊断标准、方剂适用性、疗效认定和中医师的培养评价方面。
二、所谓的“中医不科学”缘由何在
中医科学性之争持续近百年，但反对中医的“科学家”从未具体的指出中医那里不科学；而中医的维护者经常夸耀中医以前有什么，确说不出中医现在的科学性在那里。这样的争论犹如一场骂战，不会有真正的高低与胜负。只有争论双方具体找出中医体系确实存在的不科学因素，才能推动中医向科学化前进。
现在我们研究中医的科学性、研究中医史，必须首先依照科学的内涵和释义对中医体系进行诊断，看看中医那里存在问题。只要找准了问题所在，那中医的科学化就不是问题。
1、中医体系缺少基础理论支撑
无论《黄帝内经》还是《伤寒杂病论》这些经典的中医专著，在科学归类里都属于医学临床专著，中医里缺少现代医学中诸如《生理学》之类的基础医学专著。有些中医专家甚至将阴阳五行当做医学基础理论，这是严重的误解。阴阳五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逻辑系统，用以简化和辅助记忆的工具。
但我们知道生理学理论是医学临床的前提，黄帝颛顼时代既然能发明《黄帝内经》这样临床医学理论，肯定就有基础理论支撑。那为什么我们只是看到《黄帝内经》等医学临床专著流传于世，确从未发现有基础的中医理论？这主要是中医的传承体制有关，中医传承主要依靠中医师口口相传、师徒传承为主。即使是中医临床知识和技艺都属于中医师的私人秘方和养家糊口的资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公开的。直到汉文帝提倡医学和病理研究之后，才逐渐有把医学专著进行整理和公开出版。所以后人只知道最早的《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是汉代的，甚至有人怀疑是汉朝人假借黄帝之名写了《黄帝内经》这样的笑话。要知道汉朝的时候还没有“傍大款”之类的歪风。
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实用性强、流传范围广泛的中医临床专著《黄帝内经》即使是口口相传，也可以流传数千年。而基础医学理论则随着拥有人的故去而不知所踪。
但我们也不必为此懊恼。因为根据科学的原理，医学理论和医学临床是相互贯通的。既然先人们根据医学基础理论可以归纳出临床医学，我们也同样也可以临床医学推理出基础理论。这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主要看有没有人去做。
因此中医急需推出一套基础生理医学理论来完善自己。
2、中医诊疗体系缺少公开的疗效评价指标体系
如果说建国前的中医多是规模小的诊所，相互之间基本没有什么沟通和联系，没有那个个体诊所或中医师能够进行疗效评价，更不指望有同行公认的疗效指标评价体系了。
但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在中医科学性广受非议的现代社会，在国家花费巨资对中医进行保护和支持的今天，我们仍然看不到中医疗效评价体系建立确实有些匪夷所思。我们现在拥有现代化的中医药大学和中医院不止十几家，他们有全国水平最高的专家、有现代医学技术和装备的支持、有数以万计的千里求医的患者、有数以亿计的资金保障，为什么这样基础性科学活动都不开展？其原因一是他们对中医科学化没有长远规划，二是他们的重点都集中在医治疑难杂症上。这也说明他们对科学性的概念和内涵仍有误解。
因此中医有必要建立一套公开的疗效评价指标体系。
3、中医缺少一套药材与方剂的药效评价机制
提起药效评价很多人与西药的药效评价机制等同起来，甚至国家药监部门对中成药也参照西药的管理规范进行管制，这是不对的。因为中药及方剂都属于间接吸收，其药效的安全性也经过几千年的验证，并没有直接致命的不良反应。其中有些不良反应甚至属于诊治或下药方向错误的正常反应，可以通过方剂调换消除。
也有中医从业者强调中药和方剂药效经历过历史考验，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首先药材的产地水土条件的改变、野生药材与种植药材之间的药性是不一样的，其药性也会改变的，药材的加工方法对药性都是有影响的。当年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的目的主要是对当时现有药材的药性进行核对和定性，而不是发现新的中药材。
今天如果中医向继续发展，药材药性的核对工作就要持续进行。其次方剂的疗效需要不停的更新与核对，这样才能有问题的发现和药效的不断提升，这个过程也就是科学化的过程。
再有就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人发病的病因、病理机制也会发生变化，需要有新的方剂出现以应对新的病种。这样才能在诊疗效果不断提升中得到发展，中医的科学性才能得以体现。
因此中医要有一套自己的药性及方剂疗效评价机制。
三、关于中西医结合的认识误区
1、中西医结合政策的提出和成效
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长期执行的政策，对中医的发展和新中国初期国家医疗保障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其重要意义早有定论。
中西医结合虽然早有提及，但真正作为国家的政策推出源于1958年10月11日毛主席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全文如下：
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我们从批示中可以明显感知，中医学结合的初衷是培养一批具有中医和西医贯通的高级医生，力求在现代医学或传统医学理论方面取得突破。
中西医结合政策的推出后，国家又培养了一大批即懂中医、也懂西医的基层医生。虽然在医术和能力方面难以与时下的医生相比，但他们缓解了农村当时缺医少药的困难局面，对提高全民医疗保障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无疑是中西医结合政策的最大成果。
因此中医学结合主要是政策方面，其成效也是成功的。
2、中西医结合是一项政策无关医术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西医结合的提出是一项政策，属于国家医疗卫生规划层面的大事。力求国家在医学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
中医结合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让部分中医师懂西医的治疗方法，或者让部分西医懂中医的治疗方法。这样就可以用两种方法为患者治病，这样可以更好的为患者服务，也能达到治愈疑难杂症的效果。
但中西医结合无关医术，中医技艺和技能水平的提高还需延续中医自身的轨迹。诸如把中医的病症类别与西医的病症类别进行对比、或者混淆，强调中医能治愈什么糖尿病、癌症等疑难杂症等都无益于中医的发展；把中医的五脏六腑之气与西医的解剖学对应起来，也会降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将中医辩证过程的逻辑学说简单的比对西医生理学说，更让懂科学的年轻人茫然失措。因此在中医理论研究没有取得新的突破之前，中医师最好谨守中医之道，不要过多的进行“尚未定论”的中西医结合。
3、中成药不能照搬西药管理模式
中成药原属于中医自制备用之药，所有中成药都应该遵守中医处方服用，服用一定计量之后都要进行复诊，以便进行方剂的调整和计量的调整。
中药和中成药的成分和疗效经历的历史的考验，无需、也无法按照西药的管理模式进行说明，即使按其要求做了也做不到“真实可靠”。因为中医从诊断、病症、药性、药效都是虚拟语系，只要初期的症状和最终的疗效是真实语系。只要中医严格执行了中医的规则，中医药的安全性就不存在问题。
因此对中成药照搬西药管理模式，不科学也不必要。其实中成药无需着急走出国门，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你丢失的还少吗？更何况离开了中医的指导，那些外国人能懂得“肾亏阳虚”之类东东吗？让人家稀里糊涂的吃中成药，也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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