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黄帝内经》的创作过程

暴风雪

原文：
故开折则仓廪无所输，膈洞，膈洞者取之太阴，视有余不足，故开折者气不足而生病也。

说解：
“仓廪”即粮食仓库，用在这里显然是比喻消化管，因为消化管最明显的特征即受纳（贮藏）饮食物（水谷）。 而且，由“仓廪”一词，亦可印证“结于太仓”的“太阴”确实是指专门负责消化食物的实体脏器。

在古人，消化管的主要工作其实是输送水谷，而水谷在婉转曲折的消化管道中缓缓流动，就有点类似于水路航运。《说文》：“输，委输也”，即连绵不断络绎不绝地输送物资，又特指粮草等军事后勤物资的运输。先秦多以车辆运输，至秦汉时期，战争规模庞大，粮草运输主要靠水路，而水路逶迤曲折，与九曲回转的肠道颇为类似，此所以把食物在消化道的行进过程谓之“输”。

但是这个“输”的过程一定要有条不紊，既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因为，过快则水谷来不及停留消化，势必造成腹泻；过慢则水谷糟粕滞留于肠道，势必导致肠道梗阻；所以这两种情况都属于“仓廪无所输”。

“膈”，通“隔”，《说文》：“隔，障也”，即道路因山石堵塞而阻断。故“膈”即消化管梗阻的意思，而其原因显然是水谷糟粕在消化管中输运过慢，以致长时间的滞留。《四时气》：“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评热病论》：“食不下者，胃脘隔也。”《上膈》：“气为上膈，食饮入而还出，虫为下膈，食晬时乃出。”由此可见，“隔”（膈）是古人形容消化管阻隔不通的专用名称，故大致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肠梗阻”这个概念。

“洞”，《说文》：“疾流也”，似乎是说流速很快，其实是指堤坝之管涌。盖管涌初起，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洞，然而水头充足，汩汩涌冒，极难封堵，往往导致堤坝溃决，故这个“疾流”，其实是止不住的意思。《灵枢·忧恚无言》：“人之鼻洞，涕出不收”，即形容鼻涕象管涌似的止不住地涌流。班固《西都赋》有“溃渭洞河”，正是用其本意，是说（关中地区）渭河与黄河同时溃决。

然而“洞”用于消化系统疾病，其实是“洞泄”的简称，盖因肠道蠕动过快也。所谓“洞泄”，是形容由肛门躥出的粪水，亦象管涌似的止不住，故大致相当于现代医学的“严重腹泻”这个概念。

“开折者气不足而生病也”，是说太阴病的或“膈”或“洞”都是起因于阳气不足，实际上也就是阴性疾病皆由阳性疾病发展而成的意思。须知这是古人的“生病”概念，不可按白话来理解。《说文》：“生，进也”。故“生病”其实是在原有疾病基础上又进一步加深加重的意思。《经脉》篇把疾病分为“是动病”、“所生病”两大类，那也是把“是动病”划为阳性疾病，把“所生病”划为阴性疾病的意思。所以，太阴一旦“生病”，即表示太阳或阳明早已先期发病，进而累及于太阴也。

暴风雪

原文：
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阴，视有余不足，有结者皆取之，不足。

说解：

由前一句可知，太阴主要负责消化管的通畅，此一句则表明，少阴主要负责脉管的通畅。因此，少阴病的症状表现就是“脉有所结而不通”。

“结”与“隔”在古代是同义词，都有堵塞之义，但是“隔”是山石形成的大型路障，“结”则是花蕾似的小型结块。因此，在古代针医，“结”这个词只用于表示脉管的堵塞不通。如：《阴阳廿五人》：“切循其经络之凝涩，结而不通者……其结络者，脉结血不和”；《逆顺肥瘦》：“别络结则跗上不动……”等等。而消化管的堵塞不通则一概用“隔”表示，已如上述。这其中的缘故，就是在古人的印象中，消化管粗，脉管细，而且二者的粗细差别不在一个数量级。

在三阴三阳这个理论体系中，没有五脏六腑的概念，这正是经脉生理学的特色。故消化管和脉管（古人所谓“经脉”、“血脉”者，都是指活性物质的输运通道，所以肯定都是管状结构）即为腔内最主要的实体组织，而人的全部内脏功能依靠这两套管道系统即可完成。那么，除此以外，也就没有其它器质性内脏存在之必要，所以在三阴三阳生理解剖学，人体的内脏只有太阴、少阴两套管道系统，没有具体的脏腑一说。

然而此所谓“脉有所结”，其实是个双关语：既表示体腔内的脉管堵塞不通，同时又表示体腔外的脉搏间歇。因为，按古人的揣测，凡脉搏跳动都是宗气推动血液流动的体现，故脉搏速率与血流速度成正比，那么一旦脉管发生了堵塞，则血液流速必然减慢，而脉搏之气又难以推动、冲开，于是必然会出现诸如迟、涩、结、代的脉象。因此，即便仅从脉象角度来看，“脉有所结”的根本原因，也仍然在于脉管“有所结而不通”。也就是说，在《根结》作者看来，脉管的“结”（堵塞不通）与脉象的“结”（脉搏间歇），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叫做“脉有所结”。

阳明病的“悸”，除了感觉心跳加剧之外，还表现为脉象的脉搏幅度增大、频率增快，其实都是心脏功能的代偿性亢进所致，然而古人则认为这是宗气亢奋，乃至推动血流速度过快，所以将其划归为阳性疾病。

少阴病的“脉有所结”，则表现为脉象的搏动幅度减小、频率减慢，乃至出现不规则的间歇，这其实就是后人常说的微细脉、迟涩脉或者结代脉这些阴性脉象。在现代医学，脉搏间歇属于心脏疾病。然而按古代针医的经脉生理学，这就属于少阴病。后世张仲景把“脉微细，但欲寐”作为“少阴病”的辨症纲领，大约就是由“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不通”受到启发。

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我们不难理解，古人不可能真地探知体内的脉管到底是否畅通，以及到底哪个地方发生了堵塞，他们判断脉管通畅与否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全身各个动脉脉搏的幅度和频率是否正常。也就是说，通过摸脉，一旦发现脉搏微细、迟涩或结代，在古人看来，那势必就是脉管之中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堵塞，则即属于少阴病。然而脉搏结代又属于少阴病的严重症状，其预后难料，实未可与微细脉、迟涩脉等同看待，所以《根结》作者在少阴病下，紧接着又发了一段专门讨论代脉（脉搏间歇）的文字，那其实是对少阴病严重症状的补充说明。

按经脉生理学，器质性脉管其实包括内在的经脉和外在的络脉两大部分，但是只有内在的经脉属于少阴经脉管辖范围，而外在的络脉本来就在肌肤表层，视之可见，故属于太阳经脉管辖，这就是太阳与少阴构成表里匹配关系的理论依据。

毫无疑问，“脉有所结而不通”的“脉”，肯定是指内在的经脉，也就是说，导致脉搏结代的直接原因必然是某一内在经脉的堵塞，但是，按照古代针医的病理学，疾病都是由表及里地发生发展，故经脉的堵塞都起源于络脉的堵塞，而络脉的堵塞又起源于外邪对络脉的侵入。因此，对少阴病“脉有所结而不通”的治疗，古人也只有刺泻和疏通外在络脉这一种方法。故所谓“有结者皆取之”，其实就是刺泻和疏通肌肤表层的所有血络和血脉。很显然，这个“有结者皆取之”中的“结”，再一次转移了概念，它在这里既不是脉搏结代的意思，也不是经脉堵塞的意思，而是指肌肤表层的血络和血脉。这是因为，在古人看来，血络和血脉都是血气滞留而淤塞郁结的表现，所以也可以简称为“结”，而只要解除了外在络脉的血气郁结，内在的经脉就会随之畅通，脉搏的结代也就改善了。

《素问·三部九候论》：“上实下虚，切而从之，索其结络脉，刺出其血，以见通之”。

《灵枢·刺节真邪》：“一经上实下虚而不通者，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令之不通，视而写之，此所谓解结也”。

所谓“上实下虚”，是说某条经脉堵塞以后，则堵塞点以上必然发生壅堵，即谓之“上实”，而堵塞点以下则势必显得空荡，即谓之“下虚”。其实就是指心脏近端有脉搏跳动，而心脏远端没有脉搏跳动的病症（即西医所谓动脉栓塞）。比如人迎颈动脉有搏动，而足背趺阳脉无搏动，这在理论上就得解释为阳明经脉的堵塞不通。而古人治疗这种病症的唯一手段，就是“视而泻之”，也就是沿循着堵塞经脉的走向仔细搜索，一旦发现了“结络脉”（即明显可见的血络或血脉），就赶紧刺泻之。这就是古代针医治疗“脉有所结而不通”的“解结”方法。

另外，对古代针医而言，凡是肌肤表层有血络或血脉的部位，就意味着其内在经脉的气血有所不足，此所以作者对各经的治疗都有一条“視有余不足”的明确要求。那么，在发现并刺泻了“结络脉”以后，并不是治疗结束，还需要对这个部位施以深刺留针补益之法，才算得上标本兼治。《根结》作者在“有结者皆取之”的后面又添加了“不足”两个字（估计是后期在原简上添加的小注，所以语法不顺），意思就是对少阴病的治疗要格外注意补泻兼顾，既要刺泻其“结络脉”，又要在那个地方补益其脉气的“不足”。

暴风雪

原文：
合折则气弛（原作绝，据《新校正》改）而善悲（原作喜悲，据《甲乙经》改），善（原本无，据《甲乙经》补）悲者取之厥阴，视有余不足。

说解：
这一句原本在上一句的前边，今为排列得体解说方便起见，我把它挪到了后边，盖因厥阴的性能决定，其本应排列在最后。当然，《根结》作者把少阴病和厥阴病的顺序做了颠倒，也有他的道理。

前文已说过，厥阴结于玉英，而玉英是外生殖器，乃射精生殖的所在，故《刺节真邪》又称茎垂（玉英）为“阴精之候”。这个“候”的本义是箭靶，在此则是把射精比喻为射箭，盖两性交媾之时，阴茎必然勃起，正象搭弦之箭，而阴精之液即由此射出也。

然而在古代针医，精液与骨髓、脊髓、脑髓，因其物理形态（主要是粘稠度和颜色）相似，而被划归为同类物质。也就是说，除了具体的生理作用不同，一主产生新的生命，一主维持自身生命，精与髓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故可以相互转化。换言之，在古代针医心目中，骨髓、脊髓、脑髓就是潜在的精液，而精液就是潜在的骨髓、脊髓、脑髓。另外，无论是精，还是髓，都非常贵重。

人体所有的髓都储存于骨腔之中，而人体亦由骨架来支撑，故骨架实乃整个躯体的质量中心，而玉英又恰恰位于躯体——也就是整具骨架——的几何中心，这种构造本身似乎就足以证明，整具骨架中所有的“髓”都能够汇聚于玉英，并通过玉英射泄出去。因此如果把整个躯体想象为一张机弩，把精髓想象为搭弦之箭，则勃起的阴茎就犹如弩身正中心下方的扳机，只要扣动一次，就能发射一次，此所以《刺节真邪》又称茎垂（玉英）为“身中之机”。

故厥阴“结于玉英”实际上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厥阴掌辖生殖系统，它能够动用全身的“髓”，使人经常保持精液充足状态，以满足性欲或者生殖需要；第二层含义则是，如果人能够固守精液，不使泄露，则日常生成的精液就可以反过来灌注于周身的骨腔之中，转化为骨髓、脊髓、脑髓。很显然，第一层含义指出的是精尽人亡之道，第二层含义指出的是固本长生之道。

因此，人体还有第三个管道系统——骨腔管系统。《素问》所谓“骨空”者，即指此言，盖“空”即“腔”也。然而在古代针医的经脉生理学，骨腔管就是厥阴经脉管辖的实体组织。毫无疑问，骨腔管的外围，即乃骨骼，而骨骼外围，又皆由筋肉紧密包裹，由于作为运动器官的筋肉骨骼属于少阳经脉管辖的实体组织，与骨腔管正好内外相合，于是从理论上就认为厥阴与少阳构成表里匹配关系。

我们都知道，现代医学认为骨髓是造血器官。但是在古代针医，骨髓这个概念本来就是“血气发生之原”，其实与西医的“造血干细胞”这个概念完全等同，例如《小针》即有“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的论断。须知这个“神气”，是指充斥于肌肤表面，看不见摸不着的卫外之气，实际上也就是最为微渺的“原始血气”。因此这句话的本意是：人的血气，最初都是通过骨关节缝隙发生出来的，那么无疑就是发源于骨髓。

我们还知道，现代医学认为脊髓和脑髓构成神经中枢，其中脑髓又是一切聪明智慧的物质基础，而且这一条似乎还是西医的专利。但是，实际上，古代阴阳医学家以及他们创立的三阴三阳经脉生理学，也是把大脑当作“神明之府”来看待的。只不过，对于古人的这个重要理论，似乎所有的后世中医都无动于衷，没有什么兴趣。

关于古代针医（针医创始人）自发形成脑主神志的理论，除了《根结》篇已经提到的“命门”一说，还有如下论述以资证实：

《灵枢·本神》：“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
这个“搏”乃“摶”误，盖形近也。《说文》：“摶，圜也”，“圜，天体也”，是天地合并为一体的意思。“两精”，当然是指父母的生殖之精。这就是说，生命的本原叫做精，父精、母精摶并在一起就形成了“神”。于是由此可见，“神”在父母之精交合摶并的那个瞬间，即在受精卵中产生了。因此，“神”就是肇造新生命的那个原始质点。

《灵枢·经脉》：“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
这句话则明确指出：受之于父母的“精”（受精卵）在胚胎初期首先形成的就是脑髓。于是，毫无疑问，“神”作为生命的原始质点，就自然转化为最初的脑髓，或者，理所当然地留在了最初的脑髓之中。

《灵枢·海论》：“脑为髓海。”
《素问·五脏生成篇》：“诸髓者，皆属于脑。”
古人所谓“海”，都有本原之义；所谓“属”，皆有直接连通之义。故脊髓、骨髓最初都是在原始脑髓的基础上直接发生出来的。那么，原始脑髓亦只能在中央一点（即新生命的原始质点）的基础上渐次向四周扩张，才能一步步发生出脊髓和骨髓。所以，“神”只能一直保留在脑髓的中央。而其余的骨、筋、脉、肉、皮肤、毛发等等实体组织，又是在“骨为干”的基础上逐步地依次发生，最后才是“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完成整个胚胎发育的全过程。

“神”留在脑髓中央干什么？当然只能是主持精神活动。所以，按照上述推论，大脑才是精神的主宰（后世许多人只知心主神志，这和《灵枢》长期失传有关。须知针医初创之时，经脉生理学与脏腑生理学分属针医与巫医两大门派，双方斗争相当激烈，而《灵枢》的失传对于经脉生理学的继承发展明显不利）。是故《阴阳应象大论》所谓“阴阳者……神明之府也”，其实也正是指大脑中央，盖此“阴阳”实乃“总阴阳”，也就是“太极”、“太一”之意，而在古代阴阳医学家，大脑中央本来就是阴阳摶并为一体的“总阴阳”。后期的道家著作，又把正对眉心的大脑中央称之为“上丹田”、“泥丸宫”、“黄庭”等等，总之是视为孕育生命的唯一根本点，故予以高度重视，但是在古代针医，这个唯一根本点还没有众多的名谓，它就是“神明之府”，或者直接简称为“命”，此所以又把两目称之为“命门”。

当然，也不可否认，古代针医其实并不知道大脑皮层的作用和机制。因此，实际上，如果对照西医解剖学，居于大脑中央的这个“神明之府”，正在视交叉的交叉点上，也就是脑垂体所在的位置，而关于脑垂体的重要性，现代生理学讲得很清楚，那是植物性机能的中枢，实乃最根本的生命中枢，故古人以这个点作为生命的“太一”，或者称之为“命”，还是非常恰当的。

罗列以上这些，就是为了证明厥阴主持的骨腔管系统，实乃人体最为根本的造血-神经-精神系统。再次申明：这是经脉生理学，不是脏腑生理学。

所谓“气弛”，是形容病人提不起精神的意思。《说文》：“弛，弓解也”，是指弓弦松懈，无以发力。人如果一天到晚闷闷不乐、少言寡欢，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淡漠，提不起兴趣，这就表示神气懈怠，即谓之“气弛”。所谓“善悲”，显然是指经常性的情绪低沉，以至于悲悲切切、凄凉哀伤。把“气弛而善悲”综合起来看，这其实就是一个情感性精神病人，即如今通称抑郁症者。因为此类病症乃最常见的精神疾患，所以《根结》作者用来做为厥阴病的典型病症，而其本意显然是，凡属精神方面的异常都要归咎于厥阴，也都要通过厥阴经脉来治疗。

最后，由骨腔管系统的尽头——大脑中央——再次连通“命门”，便意味着三阴三阳顺利完成首尾衔接，于是新一轮经脉大循环又可以开始了。

现在可以大致归拢一下《根结》作者为我们界划的六大生理解剖系统：
太阳经脉对应实体皮肤，掌辖对外防御系统。
少阳经脉对应实体筋骨，掌辖肢体运动系统。
阳明经脉对应实体心肺，掌辖血气动力系统。
太阴经脉对应实体消化管，掌辖水谷输运系统。
少阴经脉对应实体血脉管，掌辖血液灌溉系统。
厥阴经脉对应实体骨腔管，掌辖生殖精神系统。

暴风雪

原文：
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飞扬也。足少阳根于窍阴，溜于丘墟，注于阳辅，入于天容、光明也。足阳明根于厉兑，溜于冲阳，注于下陵，入于人迎、丰隆也。手太阳根于少泽，溜于阳谷，注于少海，入于天窗、支正也。手少阳根于关冲，溜于阳池，注于支沟，入于天牖、外关也。手阳明根于商阳，溜于合谷，注于阳溪，入于扶突、偏历也。此所谓十二经者，盛络皆当取之。

说解：
这一大段话，其实是对少阴病治疗的补充说明，其中不但明确指示出“有结者皆取之”的具体位置，还含有为什么要选取这个位置的理论解释，故以“此所谓十二经者，盛络皆当取之”作为最后的结论。很显然，“盛络皆当取之”这个结论与“有结者皆取之”这种治法，完全是同一个意思，只不过经过这番解释，更加肯定了这种治法。由此可见，《根结》作者之所以把少阴病与厥阴病的正常顺序做了前后颠倒，就是为了把这段话与少阴病紧密衔接起来，以保证叙述的连贯。

然而《根结》作者对其它五经的治疗都是非常简单的一语概括之，唯独把少阴病的治疗作为特例而详加论述，其中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少阴病乃临床最常见的危重疾病，亦即当时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由此看来，古代社会的患病状况与现代社会也差不多，盖古代的少阴病即现代之心脏病也），所以需要高度关注，重点探讨。于是我们看到，关于少阴病（脉搏结代）的严重后果，作者在后文还有一个详细说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考虑到前面的“根结”理论有些不妥，需要做一番修改和调整。于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一大段话中描述的经脉“根结”（根、溜、注、入），与前面论述的三阴三阳的“根结”，确实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

正如前文所言，与“有结者皆取之”雷同的治疗观亦见于《刺节真邪》：“一经上实下虚而不通者，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令之不通，视而写之，此所谓解结也”。很显然，这个观点的核心就是把“刺络”（刺泻血络）当成了“解结”的唯一手段，故与《根结》作者关于少阴病“脉有所结而不通”的病理观念和治疗原则完全一致。然而这里需要提起注意的是，他的病机解释是“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令之不通”，也就是由于外在的络脉淤塞不通，才导致了内在的经脉堵塞不通，此所以“视而写之”就可以“解结”。但是这种解释虽然貌似说得过去，其实却经不起仔细推敲。因为，所谓“一经上实下虚而不通者”，已经明确肯定了这是内在的经脉不通，那就必然是经脉内部发生了堵塞，而单纯刺泻外在的络脉，怎么可能疏通经脉内部的堵塞呢？

另外，我们务必牢记一个事实，《黄帝内经》的创作其实是从《小针》（也就是后来的《九针十二原》）开始的，而《根结》作者作为针医创始人（请注意，这段话里又出现了一个标志性名词——下陵，而前文曾经有过论证，这个特殊的腧穴名称其实是针医创始人的特色口头语，故由此也可以证明，《九针十二原》、《本输》、《根结》作者都是同一个人），当然是《黄帝内经》的第一位作者，因此，必然是《根结》写作在前，《刺节真邪》写作在后，所以《根结》作者不可能抄袭、沿用《刺节真邪》的解释，那么他如果说“盛络皆当取之”，肯定是根据他自己的道理，而《刺节真邪》作者最多只能遵从、沿袭《根结》的道理去解释、去操作。

还有，《根结》作者既然把“根结”作为文章的标题和论点，他就得对什么是“根”、什么是“结”负责到底。如果文章前半段的“结”是树木的花蕾果实的意思，故用来代表经脉的最后终结点，而在文章的后半段，“结”又变成了血脉堵塞不通的意思，那么，如果有人提问：你说的“结”到底是指什么？他就无言以对了。虽然现代人都知道一词可以多义，但是古人未必认可这种说法，尤其对《根结》作者来说，他必须保持“结”这个概念的逻辑一贯性。

于是我们看到，《根结》作者在这里不惮辞费，又给我们描绘出了一个新颖奇特的根结模型。实际上，这一大段话的最大特点或者真正亮点在于：一条经脉可以同时有两个“结”，而另一个“结”其实就是“络”。于是我们看到，六条阳经脉都有两个最后“入于”点，而且这两个点的距离相隔很远，几乎就是这条经脉的两端：一个在头颈部，那正是经脉之“结”穴；另一个在四肢下部，那正是经脉之“络”穴。很显然，这种描述本身就是在强烈地暗示：“络”穴和“结”穴都是经脉的最后终结点，因此络穴也是结穴，故刺络就是刺结，于是“刺络”就是“解结”，那么当然可以治疗“脉有所结而不通”的少阴病——似乎有一种玩概念游戏的感觉。

暴风雪

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一条经脉可以有一上一下两个“结”穴（两个“入于”点），而另一个“结”穴其实就是四肢下部的“络”穴呢？我想，《根结》作者既然这么说，肯定有充分的考虑和明确的目的，试着分析如下，：

我们已经知道，按照《根结》作者创立的三阴三阳经脉生理学，脉气在人体的循环顺序是先三阳、后三阴，故三条阴经的脉气只能来源于三条阳经。然而三阳经脉的脉气又是分别从眼睛、耳朵、喉咙之中发生出来的，故人体阴阳脉气的总发源地，也就是“根”，其实是在头颈部。因此，《根结》前文中所谓的太阳之结其实是太阳之根，所谓的阳明之结其实是阳明之根，所谓的少阳之结其实是少阳之根。

但是如果以这种思维来看待脉气的“根结”，那么三阳经脉的走向必然呈现为本末倒置的形式，不再是从足至头，而是从头至足。因此，这其实是一种关于脉气发源点的新观念，明显不同于《本输》篇所讲述的经脉起源。

例如“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飞扬”这一句：
如果按照树木生长的方式推测脉气之源，则最下面的足就是经脉之根，那就完全可以认为“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注意：这里的“入于”是阳经的阳气最后注入到阴经与之相合的意思，所以“入于”点就是该经脉在体表的终结点。
但是如果把“神明之府”（大脑中央）作为脉气之发源点，那就可以认为足太阳经脉起始于天柱穴（或睛明穴），沿循着脊背直下尻臀，最后“入于飞扬”，即通过足太阳的络穴注入到足少阴的经脉之中，于是足胫部的飞扬穴就成为足太阳经脉之“结”了。

由此可见，《根结》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是综合了关于脉气发源的两种观念。所以，足太阳经脉的两个“入于”之穴，理论上都可以认为是经脉之结，故具有等同的生理病理意义。

我们知道，《经脉》篇所谓的“别络”，正是阴阳经脉直接联系其匹偶经脉的径路，即“离合出入”的通道，那么对于三阴三阳这个循环体系而言，三阳之“络”就相当于三阴经脉的唯一进气口。

因此，某一阳经注入本经之“络”的意义，其实就是为其匹偶的阴经灌注阳气，于是三阴经脉的脉气来源问题才得以解决。只不过，阳气一旦注入到阴经，就不能再叫“阳气”，只能改称“阴气”。也就是说，在三阴三阳理论，三阴经脉中的阴气和三阳经脉中的阳气，只有循行路线的差异，而本质上却是同一种东西——发源于“神明之府”的神气。

于是我们才可以理解这段话所蕴含的深刻意义，那其实是《根结》作者以委婉的方式对传统的经脉走向（即《阴阳十一脉灸经》所确定的经脉走向）予以否定。

虽然人只以两足著地，但是由于人属于哺乳动物类，而其它的哺乳动物都以四足著地，所以最初发明经脉的古人，很自然地把四肢末端的手指和足趾作为经脉的起源点，就好像所有的植物都必然植根于地下才能生长，此乃不言而喻的真理。所以，当初一日，经脉的源点都在最下端，其走向都必须从下往上，故头颈部的腧穴只能是“结”。

然而按照《根结》作者最新研究成果，实际上，四肢末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脉气、神气、血气发生出来，大脑中央才是真正的神气之源，也是阴阳二气合二为一，或者一分为二的“总阴阳”所在，所以人体脉气的主根在大脑，而须根散在于颈项之间。也就是说，如果硬拿一棵大树来做比喻，那么真正的经脉根结其实是本末倒置的。

然而本末倒置的经脉走向就如同冠履倒置一样不可思议，注定为绝大多数人所耻笑，因为它与传统的自然观和思维习惯正相悖逆，很难为人所接受，所以《根结》作者只能采取婉转的表述方式，在承认手足末梢为根的同时，又给每一条阳经配置两个“入于”点。因此，实际上，《根结》作者的苦心，只在于揭示出一个现代人看起来非常普通也非常简单的生理常识，即：神气只能发源于头部。

正是由于阳经的络穴是阴经脉气的注入点，所以一旦三阴经脉出现了堵塞（按：少阴病的“脉有所结而不通”其实就是指阴性脉管发生了堵塞），人体的脉气就会大量滞留在阳经的络穴及其四周，并因长期滞留而导致络脉的郁结。就好像一条马路，前边塞车，后边必然堵住一大串。所以，络穴以及络穴附近的皮肤表面（即四肢膝肘以下踝腕以上部位），就成为人体血络和血脉最为集中的所在。

其实反过来看也是这样，如果把阴经的络穴看成是阳经脉气的注入点（《经脉》篇的“别络”，就是阴阳经脉交相贯通的灌注点），那么一旦三阳经脉出现了堵塞，人体的脉气就会大量滞留在阴经的络穴及其四周，并因长期滞留而导致阴经络脉的郁结，于是成为血络和血脉最为集中的所在。

因此，最后一句“此所谓十二经者，盛络皆当取之”，即是明确指出，无论阴经阳经，其络穴的临床意义，就在于络穴及其四周乃血络、血脉的好发部位，所以亦正是疏通经脉堵塞的关键部位，而欲“有结者皆取之”，就需要在这个部位仔细搜索。正如《经脉》所云：“凡此十五络者，实则必见，虚则必下，视之不见，求之上下，人经不同，络脉异所别也”。

由此可见，这一大段话费尽周折，就是为了提出一个本末倒置的经脉根结理论，而其最终目的，则在于解释少阴病“脉有所结而不通”的针刺治疗为什么是四肢膝肘以下的络脉：正因为“络”穴本来是真正的经脉之“结”，故刺络就可以解经脉之“结”——于是该作者终于把握住了“结”的逻辑一贯。

暴风雪

原文：
一日一夜五十营，以营五脏之精，不应数者，名曰狂生。所谓五十营者，五脏皆受气。持其脉口，数其至也，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五脏皆受气，四十动一代者，一脏无气，三十动一代者，二脏无气，二十动一代者，三脏无气，十动一代者，四脏无气，不满十动一代者，五脏无气，予之短期，要在终始，所谓五十动而不一代者，以为常也。以知五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数乍踈也。

说解：
这一大段话，主要是讲结代脉（即脉搏间歇）的具体表现以及严重后果，与“脉有所结而不通”的病症正好对应，所以仍然是对少阴病的进一步分析论证。其具体目的在于，明确少阴病后面补充的“不足”二字，其实是指“气不足”，而所谓的“气不足”，其实就是“五脏无气”，属于非常严重的情况，因此对于脉搏频繁结代的病人需要高度重视，另外在针刺治疗的时候，亦不可轻视补法的作用。

《内经》时代没有钟表，脉搏的速率，只能根据呼吸来计数，故以一息五至为正常脉率标准。这其实也就是以医生的呼吸频率为标准，来测量患者的脉率。正如《素问·平人气象论篇》所云：“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

然而由于没有钟表，古人也无法制定一个呼吸速率的标准。不过，由于呼吸鼓动脉搏，而脉搏推动血流，所以呼吸和脉搏是绑定在一起的，因此按《平人气象论》的说法，古代的医生只能根据自己的脉搏跳五十次作为患者十个呼吸周期的测量标准。

《灵枢·五十营》：“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气行六寸，十息气行六尺……”，这个脉率与呼吸频率的正常标准，虽然与《平人气象论》的“呼吸定息，脉五动”略有差异，但精神实质显然是一致的。故《根结》所谓“一日一夜五十营”，即是说正常人的标准呼吸频率，如果按脉率推算，则一昼夜应该有一万三千五百息，于是可以推进血液流动八百一十丈，而这个长度正好折合经脉循环的五十个周期。

“狂”的本义是狂犬，《说文》：“狂，狾犬也”，“狾，狂犬也”。“生”的本义是进一步加重，故“狂生”实际上是指被狂犬咬伤以后，经过数日潜伏期，其创口还没痊愈，突然又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全身症状，实即狂犬病之正式发作也。所谓“不应数者名曰狂生”，其实是首先申明一下，脉率异常所造成的严重疾病，并不都是速率减慢，还包括速率增快的一类，而脉搏速率明显加快并大大超过正常标准的，在古代最常见于狂犬病之发作。因为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一旦发作，必死无疑，此所以被《根结》作者作为脉率增快的典型病症。《平人气象论》：“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正是指此类疾病。这里还需要附带说明，“狂生”（狂犬病发作）这种病在古代针医属于阳明病，不属于少阴病，这里只是作为脉率异常的一个特例，以与少阴病特有的迟涩结代相互对照。

《说文》：“代，更也”，即权力更替。在古代，凡权力变更，都是前一任暴毙，后一任尚未全面接管，其间必有一个短暂的权力空挡，故“脉代”即表示脉搏不再保持有规律地连续跳动，而表现为涩缓迟滞，也就是脉律不齐、停顿间歇，亦即后人所谓“结脉”、“代脉”。由于结代脉属于器质性疾病，不可能骤然发生，而只能是一个由迟涩脉逐渐发展为结代脉的缓慢过程，这就是从“五十动而不一代”发展到“不满十动一代”的漫长迁延过程。少阴病一旦发展到“不满十动一代”的地步，由于频繁的间歇和早博，脉搏就会表现为“乍数乍踈”，毫无规律，这就属于非常严重的心律失常，一般来说，医生在这种时候就可以考虑“予之短期”，其实也就是把严重性告诉家属，自己赶紧抽身的意思。

所谓“予之短期，要在终始”，是说“予之短期”乃判断一个人短期之内肯定得死，这种事情本来不好贸然决定。因为一旦预断失误很可能砸了自家饭碗，所以医生绝不可以单纯根据脉搏的“乍数乍踈”来“予之短期”。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这里，《根结》作者郑重推荐：“予之短期，要在终始”，这个意思，就是在《终始》篇的结尾部分，已经明确列出了三阴三阳六经疾病的死亡征兆和对应的死亡时刻表，所以，如果拿着《终始》篇的死亡时刻表和这个脉搏“乍数乍踈”的病人一一对照，然后再“予之短期”，就基本上能够准确无误了。

然而，如果联系本文前面还有一句“九针之玄，要在终始”，一篇文章中居然两次提到“要在终始”，而且完全是推崇、赞美的语气，这就已经充分暴露了，《终始》篇其实也是《根结》作者所作。因为，身为针医创始人、针医学派的头号领袖，他不可能以特别崇拜的语气赞美和推荐其他人的观点或者著作。

暴风雪

原文：
黄帝曰：逆顺五体者，言人骨节之小大，肉之坚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浊，气之滑涩，脉之长短，血之多少，经络之数，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剽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歧伯答曰：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气滑即出疾，其气涩则出迟，气悍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疾。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利也。

说解：
我们都看到了，《根结》作者讨论三阴三阳经脉生理学的时候，并没有邀请黄帝参与，他只是以歧伯的名义一个人演讲，而其演讲的风格和内容，不但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充满了神秘，所以一般人很难看懂。然而开始讨论“逆顺五体”的时候，黄帝突然出现了。于是必须承认，黄帝肯定错过了那一堂最为高档、最为神秘的演讲，而且肯定是歧伯有意为之。这就足以证明，在《黄帝内经》创作之初，歧伯才是真正的主角，而黄帝只是配角。因为，歧伯不怕孤单，他可以甩开黄帝独自发言，而黄帝的出现，只是在配合歧伯的发言。所以，接下来，我们将看到《黄帝内经》最为玩世不恭的一幕：黄帝加入讨论以后，话题就从经脉根结一下子转移到了市侩哲学，而其立意风格，也顿时变得俗不可耐，仿佛突然间变了一个人似的。我以为，这至少是总编辑在极力暗示：“黄帝”这个人的品位很次，和这种人无法探讨高雅的学术，只能探讨低级庸俗的问题。

当《根结》作者用“根结”思维来观察人类社会的时候，他必然会发现：其实人类社会也是由“根结”构成的。用现代的话语，就是有草根阶层，有精英阶层。非常显而易见的是：精英阶层高高在上，有权有势，肯定就是“结”；草根阶层忍辱负重，遭受压迫，肯定就是“根”。然而这种社会结构正好符合本末倒置的“根结”理论，因为，根据《根结》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高高在上的“结”才是唯一重要的主导力量，处于底层和末端的“根”，实则狗屁不是。于是作者又据此得出了新的结论：社会中的精英与草根，由于高低贵贱不同，不但身体素质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还应该享受不同的医疗待遇，故医生在临床之时，必须分而治之。当然，这也可能是黄帝的意思，而歧伯只是附和他，用来阐明自己的“社会根结”理论。

很显然，这一大段话的总体意思就是，对于“布衣匹夫”和“王公大人”这两种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需要采取不同的针刺治疗方法。然而医生治病还要考虑患者的身份地位而区别对待，这就不再属于严谨的学术，而是庸俗的市侩做派。于是我们看到，歧伯与黄帝终于在市侩哲学方面找到了共同语言。

所谓“逆顺五体”，即《寿夭刚柔》中所说的“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其本意是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取决于先天禀赋条件和后天营养条件，并且这两项条件的好坏都能够通过人的体貌特征表现出来，因此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逆顺五体”来判断其身体素质状况乃至预测其穷通寿夭，其实就是后世“骨相学”、“麻衣神相”之滥觞。

实际上，只要稍微留神观察周围的人群，谁都不难明白，在先天禀赋都差不太多的情况下，后天营养实乃维持健康体魄的关键。然而在《内经》时代，后天营养的好坏又主要取决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故《根结》作者一声断喝“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表面上是强调后天营养的差异必然造成人的体质差异，而实质上却是为医生这个貌似高雅的职业从学术化堕落为市侩化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两千年前的人类生活条件肯定都会比较艰难，而王公大人生活条件的优越性，主要也就是体现在吃得饱、穿得暖，还不用劳动。所谓“膏粱”，古代又称“梁肉”，就是粮食和肉食，如果是纯肉食的话，则称之为“血食”。想必古代的诸侯国君概以肉食为主食，而大量地烹调肉食需用铜鼎，所以古代文人又尊称他们为“鼎食之家”、“血食之君”。毫无疑问，以粮食和肉食为主食的人肯定营养充足，因此身体素质普遍的会比较好，一个个挺胸叠肚、红光满面、精力充足、神采奕奕，也就可想而知。因为阳明是后天阳气之本，所以后天营养充足的人，其阳明之气亦必充足。又因为阳明所主之宗气专门负责推动经脉血气的流动，故营养充足的人势必血气流量大，而且流速也快，此便谓之“剽悍滑利”。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形容王公大人差不多个个都属于阳明体质。

布衣匹夫的情况刚好相反，由于生存条件恶劣，肯定是吃不饱、穿不暖，还得终年劳作。所谓“菽藿”，其实就是“吃糠咽菜”的意思。“菽”，豆荚也，概指蔬菜之类；“藿”，豆叶也，概指野菜之类。那么，布衣匹夫的后天营养必然严重不足，其身体素质必然会普遍较差，则个个瘦骨嶙峋、面带菜色，也可想而知。那么由于后天宗气虚弱，故血气流量小而且流速也慢，此便谓之“气涩”。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形容布衣匹夫差不多个个都属于少阴体质。

这段话其实已经清楚表明，《根结》中的歧伯和黄帝，都能够接触到上述两类人群，他们既要给王公大人治病，也要给布衣匹夫治病。但是，如果仔细体会“逆顺五体者……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的语中之义，应该不难看出，这个“黄帝”接触最多的，亦即日常诊治的主要对象，其实就是布衣匹夫，而给王公大人治病的机会却是极少，故而对王公大人的了解不多。那么据此可以推断，《根结》中的歧伯给王公大人治病的机会也不会很多（当然总要比黄帝多一些，否则黄帝不会向他请教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根结》作者充其量也就是个市井郎中，或者只是个浪迹江湖的游医，属于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草根阶层，故缺乏接触精英阶层的客观条件。

由于针医的特长在于毫针治病，而毫针治病又必须以“气至”（即获取针感）为有效，故血气流量大且流速快者其反应也敏捷，则针感亦快而强烈，所以要选用细一些的毫针，而且只须浅刺辄止，也不必留针，即可达到治疗效果。而血气流量小且流速慢的人势必针感迟钝，故需粗一些的毫针，刺得深一些，留针时间长一些，甚且辅以反复地提插捻转等手段，才能促使“气至”。这便是“气滑即出疾，气涩则出迟，气悍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疾”的生理病理学依据。

但是我们务必要知道，上述这一套貌似头头是道的分而治之理论其实是忽悠和狡辩。因为，实际上，针感的迟钝或敏捷与人的营养程度无关，和人的身份地位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作者之所以要坚持按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来采取疾迟浅深不同的针刺方法，显然是出于一种看人下菜碟的势利心态，其真实的意旨仅仅在于，对高贵的上等人务必要细致周到一些，对于低贱的下等人则可以草率马虎一些。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认为《根结》作者所讨论的正是职业针医自身的根结问题，即：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民间医生到底依赖什么谋生的问题。《根结》作者既然非常清楚，不知根结，就将“折关败枢，开合而走，阴阳大失”，所以才需要仔细地辨认人体经脉的根结所在。那么，毫无疑问，做人也存在这个问题，做一个医生也存在这个问题。因此，若要在社会稳定的立足，就需要仔细地辨认这个社会的“根结”所在，因为，无论如何，医学和医术无非是一个谋生的饭碗。

盖《根结》作者所处的西汉时期，其社会性质其实与现代差不太多，都属于权力至上、按权分配的社会。作为精英阶层的王公大人虽然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却掌握着最大量的社会财富，作为草根阶层的布衣匹夫虽然占人口的大多数，却是一贫如洗。因此，整个社会呈现为一个金字塔结构：布衣匹夫处于社会的底层，构成了这个金字塔庞大的根基，是为经济基础；王公大人和血食之君高高在上，构成了这个金字塔辉煌的尖顶，是为上层建筑。

以前有一种说法，经济基础是社会之根，上层建筑是社会之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这只是那些革命家忽悠革命群众的说法。实际上，能够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并决定社会走向的，只能是上层精英，而草根民众无与焉。实际上，谁都非常清楚，掌握草民命运的，并不是草民自身，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王公大人、血食之君。王公大人的一句话，既可以让你飞黄腾达，也可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身为一介草民，只有努力巴结上层，才可能有出头之日。只不过，绝大多数草民出身卑贱，又没有一技之长，根本就没有巴结上层的机会。

针医创始人作为一个优秀的底层民间医生，有一定的技术优势，故相对来说，接触上层人物的机会总要多一点。因此，如果他想改善命运，那就必须充分利用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以求得王公大人们的赏识和认可。那么，毫无疑问，如果一个医生抱着明确的谄媚取宠心态，那就必然会对王公大人和布衣匹夫采取截然不同的两种治疗方法。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应该更能清楚地表现出该作者的谄媚心理，他说：“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利也”。

按照该作者前面煞有介事的生理分析，如果“刺布衣者，深以留之”是正确的，那么只有“刺大人者，浅而疾之”，才合乎逻辑，怎么又冒出了个“刺大人者，微以徐之”呢？这种提法，如果从学术角度来看，颇为不伦不类，甚至还自相抵牾。然而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王公大人需要特别殷勤小心的意思。

这个“微”，其实是极其精致美妙的意思。《九针十二原》所谓“微针”，即极其精致美妙的金属针；所谓“刺之微”，即极其精致美妙的针刺技术。这个“徐”，其实是极其柔和缓慢的意思。故“微以徐之”就是刻意强调思想上要高度重视，态度上要体贴入微，手法上要轻柔和缓。实际上，关于给王公大人治病的具体针法，前文中已有“气滑即出疾……气悍则针小而入浅”的明确规定，根本用不着再重复一遍，所以最后强调的只能是服务态度。故作者的本意就是：在给王公大人治病的时候，医生必须毕恭毕敬，卑躬屈膝，低声下气，小心伺候，千万不能有一点草率鲁莽、麻痹大意。

限于当时的钢铁材质问题，以及锻打磨砺技术，古代的针具肯定都是比较粗糙的，故针刺治病难免造成肉体疼痛，而王公大人的耐痛能力普遍较差（文中的“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不是说他们身体素质差，而是形容其耐痛能力普遍较差的意思，盖由娇骄二气也），因此一定要精心细致、徐入缓出，以尽可能减少针刺治疗所造成的痛楚。否则的话，一旦触犯了王公大人的剽悍之气（其实也就是骄横之气），针医的麻烦就大了。然而在给布衣匹夫做针刺治疗的时候，就不必考虑其耐痛能力的强弱，可以随意地提插捻转，而且扎进去以后就不用再管他了，根本用不着小心翼翼。这才是“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利也”的内在含义。

暴风雪

原文：
黄帝曰：形气之逆顺奈何？歧伯曰：形气不足，病气有余，是邪胜也，急泻之。形气有余，病气不足，急补之。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形气有余，病气有余，此谓阴阳俱有余也，急泻其邪，调其虚实。故曰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此之谓也。

说解：
这一大段，是继续对上述分而治之理论再作深入细致的讨论，于是从而又得出一个更为露骨的歧视性结论：对于布衣匹夫患者，不但治疗可以草率，甚至还可以拒绝接诊。

所谓“形气之逆顺”，实乃前文“逆顺五体”的互语，亦即整个体质是好是坏的意思，则“形气”即综合素质也。盖“形”即外在的躯体形骸，“气”即现代常说的“精气神”。

前文曾经谈及，人的体质虽然取决于先天禀赋和后天营养两大因素，但是就一般情况而论，体质好坏主要还是取决于后天营养状况。故凡营养良好的即为“形气有余”，凡营养不良的即为“形气不足”。

比如：以“膏粱”为主食的王公贵族大多营养良好，则膘肥体壮精神抖擞为其形貌特征，所以一看就知道“形气有余”；以“菽藿”为主食的布衣匹夫大多营养不良，则又黑又瘦精神萎顿为其形貌特征，所以一看就知道“形气不足”。

所谓“病气”，则是指症候之气，也就是所患疾病的病理属性。按现今通行的分类法，凡表证、实证、热证即为“病气有余”，凡里证、虚证、寒证则为“病气不足”。

因此：
凡营养良好膘肥体壮精神抖擞的人，身患表、实、热证，即当泻之，这就叫“形气有余，病气有余，此谓阴阳俱有余也，急泻其邪。”
凡营养良好膘肥体壮精神抖擞的人，身患里、虚、寒证，则当补之，这就叫“形气有余，病气不足，急补之。”
凡营养不良又黑又瘦精神萎顿的人，身患表、实、热证，亦当泻之，这就叫“形气不足，病气有余，是邪盛也，急泻之。”
凡营养不良又黑又瘦精神萎顿的人，身患里、虚、寒证，就不必治了，这就叫“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不可刺之。”

这一套细化的分而治之理论，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把所有的疾病分为四大类，而对于其中一类疾病“不可刺之”。须知该作者是针医，而针医除了针刺治病，再没有其它擅长的治法。因此，这个“不可刺之”，实际上就是不可接诊的意思，而此项规定的实质，就是明确宣布，凡营养不良又黑又瘦精神萎顿的人，如果身患里、虚、寒证，即判为不治之症，必须婉言推辞掉。

《邪气脏腑病形》：“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显然也是指的同一类疾病。其所谓“调以甘药”，名义上是以甘甜的药物进行调养，实际上却是拒绝针刺治疗以后的推诿搪塞之词。就相当于现代的医生劝患者家属“不要再打针输液了，他想吃点什么就让他吃点什么吧”，那就说明这个病已经被判为不治之症，只能回家等着了。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治法都不可能包治百病，否则医院就不用设置太平间了。而医生对于不治之症，如果婉言推辞，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更何况，古人所谓针刺补泻，只是调和阴阳二气使之恢复平衡的手段，并没有真的加入什么东西进去，所以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补益作用。一根铁针刺入人体，它不可能增加什么营养，顶大就是起到一定的疏通调和作用。《九针十二原》说的“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营养不良的人原本精气虚弱，今又患气血虚弱之里、虚、寒证，是虚上加虚，几乎只剩下一个形骸，已经不具备疏通调和的物质条件，所以用针刺方法是治不了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以为针刺真的能够补虚泻实而贸然刺之，则必将加重患者的衰竭程度，只能促使其加速死亡，这就叫“刺之则重不足，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

但是我们务必要知道，这些解释都是搪塞，该作者的本意其实就是一门心思巴结王公大人。于是由此可见，《小针》作者与《小针解》作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把重病缠身的穷苦人拒之于门外。

按照《根结》作者对形气、病气、有余、不足的划分，世上的疾病无非就是四大类，那么所谓“形气不足，病气不足，此阴阳气俱不足也，不可刺之”这样的规定，至少是把全社会四分之一的患者划归为不治之症而拒绝治疗。但是如果考虑到，所谓“形气不足”者，全都是以“菽藿”为主食的布衣匹夫，再考虑到生活条件恶劣的人群其患病率必然要高，如果按布衣匹夫占当时社会人口的80%计，则此项规定至少对50%的患者彻底关闭了医疗的大门，而且这些患者肯定全都是布衣匹夫。但是与此同时，对“形气有余”的王公贵族官宦富豪，则无论其“病气有余”还是“病气不足”，这个大门显然是始终敞开着的。

在《九针十二原》，我们看到，仍然是这位作者，曾义愤填膺地抨击“病入膏肓”、“疾不可为”论，同时慷慨激昂信心满满地表示，世上没有什么病不可以治：“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单单阅读文字，你能相信这是同一个人说的么？作为一个著书立说的文化人，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然而如果你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就会知道，当一个医生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什么病都能治”的时候，他肯定是冲着有利可图的患者说的。那么，如果他又冲着无利可图的患者说“这种病不可刺之”、“回家调以甘药去吧”，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本来，民间医生与布衣匹夫同属于社会底层，应该相互同情。然而现实中的布衣匹夫既然以“菽藿”为主食，也就是连正经饭都吃不上，那么，可想而知，让布衣匹夫支付诊费，根本就不可能。但是职业医生不事生产，必须靠诊费维持生活，而能够向他们支付诊费的，只能是王公贵族以及官宦富豪。也就是说，只有王公大人，才是职业医生的衣食父母。因此，按“顾客是上帝”的经商原则，医生对于王公大人，无论他们所患何病，无论病情轻重，都要主动热情，千方百计地精心治疗，而对于布衣匹夫患者，尤其是那些患有严重疾病的布衣匹夫，则要尽可能地推诿敷衍，甚至冷酷地拒之门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暴风雪

原文：
故曰，刺不知逆顺，真邪相搏，满而补之，则阴阳四溢，肠胃充郭，肝肺内瞋，阴阳相错，虚而泻之，则经脉空虚，血气竭枯，肠胃聂辟，皮肤薄著，毛腠夭膲，予之死期。故曰，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阴与阳，精气乃光，合形与气，使神内藏。故曰，上工平气，中工乱脉，下工绝气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审五脏变化之病，五脉之应，经络之实虚，皮之柔粗，而后取之也。

说解：
以上两段论述，其实是《根结》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行医实践总结出来的“社会根结观”，故作为真传秘籍，连同人体三阴三阳的“经脉根结观”，一股脑传授给自己的嫡系门生。正是由于这种亲密无间的师徒关系（须知古代的师徒、师生关系如父子关系），所以他的表述也相当直白，其本意就是：你们既要认准经脉的“根结”所在，那是行医治病的根本；还要认准社会的“根结”所在，那是为人处事的根本。只要把这两个“根结”牢记心底，一并作为宗旨，必将事业有成，前途无量。因此，《根结》作者讲述的这些话其实是非常真挚诚恳的，他打心眼里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够掌握真才实学，显世扬名，把针医事业做大做强。然而这就必须一门心思以王公大人为倚靠，必须尽可能地排除不必要的干扰、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弟子门生，亲耳聆听授业恩师发自肺腑的谆谆教诲，只能打心眼里感激，而不可能从道德层面予以谴责。

然而毋庸讳言，其关于“社会根结”的观点和行为确实有点过于前恭后倨，明显的有势利小人之嫌，《根结》作者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唯一担心的是，后世不得亲传的徒子徒孙，以及私淑晚辈，不能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反倒因此看扁了自己，所以最后还要装出一幅道貌岸然的姿态，拿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粉饰遮掩，以表明自己的上述观点和行为都是一心学术，采取的措施全是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决定，并非势利小人。

但是装腔作势总是愚蠢可笑的，古今皆然。因为高尚的道德品质不是靠遮掩粉饰建立起来的，而且越是假装高尚越是丑态百出，所以这段解释虽然异常的辞藻绚丽，既充满慷慨凛然之大义，又不乏危言阻吓之深情，甚至完全可以与“今夫五脏之有疾也……”那一段著名演讲并列为《内经》辞赋之冠，然而虚伪的本质毕竟掩盖不住。

这段解释的中心议题当然是接诊问题，而具体对象当然是“形气不足，病气不足”这种不治（不可刺之）之症，故其大概意思是这样：针医接诊的前提是“逆顺”，也就是必须首先审察患者的体质，以确定其是不是具有维持健康的起码条件。如果一个患者从外观上就表现出形急、气衰、骨小、肉脆、皮薄，也就是出现了“逆顺五体”中列举的五逆症，那就标志着体质衰败而血气枯竭，则无论补泻，都属于错误的治疗，只能促使患者死亡。因为，医生的最大能为，无非就是调合阴阳，这就要求患者的身体必须有虚有实，才有调合的可能。然而五逆症患者已经到了“阴阳气俱不足”的程度，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所以一刺便错。因此，作为“上工”（师祖）的我，对于这类疾病也是徒唤奈何、爱莫能助，只能一推了之，更不用说你们这些“中工”（徒子）、“下工”（徒孙），那就更得谨慎小心了。

尽管他的大道理讲得天花乱坠，而且言辞间尽量把自己描绘得德艺双馨，对患者一视同仁，但是最后一句“皮之柔粗”，终于还是彻底暴露了。

“柔”，即柔滑细腻，“粗”，即粗糙枯涩。疾病的严重程度其实与皮肤的柔滑与粗糙无关,本不应该作为医生考虑弃取（是接诊还是推辞掉）的标准。但是皮肤的柔滑和粗糙绝对是身份地位的鲜明特征：凡布衣平民、贩夫走卒，皆含辛茹苦，风餐露宿，不分寒暑，终年劳作，故没有皮肤细腻柔滑的；凡达官贵人、王公贵族，皆出车入辇，锦衣玉食，好逸恶劳，养尊处优，故没有皮肤粗糙枯涩的。所以，审察“皮之柔粗，而后取之”的精神实质，依然是以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决定弃取——归其还是势利小人。

暴风雪

Fayuan-guo：
其实这个说法的来源是《五十营》。其本意是指一日（12小时）人的呼吸是13500次。《内经》编辑者给串改成一日一夜五十营。造了一个大乌龙。
正常人的呼吸频率是每分钟16~20次。每天呼吸23040~28800次，平均每天呼吸25920次。一昼夜呼吸一万三千五百次的说法是《内经》中最大的失误。
微针的实物已经出土且有录像为证。查看一下就不会说是精致美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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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fayuan-guo网友：
虽然我一点也不反对学术批评，但是我想我还是应该提醒你，学术批评一定要逻辑严谨，一定要理性，一定要有证据，如果涉及古代，还要设身处地考虑当时的社会人文环境。总之不能异想天开、信口开河。如果在这一点无法达成一致，那就最好不要涉足学术讨论。
但是，非常遗憾，我发现你确实有异想天开、信口开河的毛病。比如，关于“微针的实物已经出土且有录像为证”，我就不明白了，你是怎么确定某个出土文物就叫“微针”的呢？莫非那个“实物”上边标着“微针”的字样么？
由于你没有给出“微针的实物已经出土且有录像为证”的链接，我也没法查证你说的那个“实物”，但是我不得不冒着托大的指责，告诉你一个语文常识：“精致美妙”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词汇，它只能用于不同事物的相互比较。比如：和日常司空见惯的石灰石相比，燧石就是精致美妙的，因为它坚硬，可以敲打为石刀、石针。然而和燧石砭针相比，玛瑙、翡翠砭针无疑是精致美妙的。和玛瑙、翡翠砭针相比，青铜针就是精致美妙的。但是和青铜针相比，即使非常粗糙的铁针，也是极其精致美妙的，再比如：一只现代人绝对看不上眼的泥土陶罐，在石器时代，那就是精美绝伦的器物。现在你能理解什么叫“精致美妙”了么？
另外，我早就提前声明，古人没有钟表。所以古人所谓一昼夜13500息.，只是粗略地估算。这其中出现的误差，就如同你没有钟表，在漆黑的山洞里，也无法准确定时，闹不好搞出一个昼夜颠倒的笑话，也未可知。所以，我认为，作为后人，你最多可以凭借钟表测量的结果，修正古人的误差，但是你没有资格说“《内经》编辑者给串改成一日一夜五十营。造了一个大乌龙”这种话。因为，利用西方的、现代的钟表，来品评两千多年以前的估算，还洋洋得意地宣称自己发现了“最大的失误”，这种行为非常无聊。
至于你所说，五十营只是12小时，那么一昼夜应该是100营，那么，人气就不是“一日一夜气行八百一十丈”，而是1620丈了，对不对？但是，你能够给出100营，或者1620丈的证据么？如果你拿不出证据，又怎么证明你说的“50营只是12小时”不是另一个大乌龙，不是另一个更大的失误呢？